民国往事之窃国大盗汪精卫死因之谜

民国往事之窃国大盗汪精卫死因之谜

历史对于汪精卫的评价非常简单：青年时期是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志士；后来蜕变为投敌卖国、认贼作父的汉奸。

汪精卫一生最出名的两件事是刺杀清廷摄政王和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

汪精卫青年时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4月，汪精卫和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等潜入北京，密谋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载沣是光绪皇帝的弟弟，宣统皇帝的生父，地位特殊，因此汪精卫等人将目标锁定在他身上。

结果大家都知道，由于某个偶然因素，刺杀没有成功，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两人在狱中争相赴死，互相为对方解脱，引起了负责审讯的肃亲王善耆和警察内城总厅厅丞章宗祥的注意。两人起了爱才之心，在他们斡旋之下，汪精卫和黄复生出乎意料地活了下来。汪精卫还在狱中作了一首诗，慷慨激昂，流传后世：

慷慨赴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这首诗名字叫《被逮口占》，在当时流传一时。辛亥革命后汪精卫、黄复生出狱，据说路人争相一睹其风采，道路为之堵塞。

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就一直对抗战没有信心，他的身边也聚集了一些有相同看法的人，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开重庆赴昆明，随即潜往河内，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公然叛国投敌。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处置汪精卫出逃事件。会议一致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有关汪精卫的死因，民间有许多传说，有说他是被日人逼死的，有说他是被人毒死的，也有说他是上吊死的。世间传闻，往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现将上述种种说法，与点滴史料，辑录成文，供有兴趣者娱目。

汪精卫于1944年11月间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据当时日本小矶国昭内阁宣称，汪系枪创复发，骨髓和血液染上铅毒而死。此话说出了一个大概，但汪精卫因何中弹，因何复发；又如何开刀，如何绝命，则今人尚不尽知。

缘由得从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说起。当全体中央委员在中央党部礼堂前摄影留念之时，一个混在记者队伍中的刺客，突然站出身来，向坐在前排中间的汪精卫连开数枪。汪脸颊和前臂上中了两弹，皆擦皮而过，未成大伤。唯有一粒子弹，正好打在汪的脊椎骨间。汪虽然没有丧命，但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要取出这粒弹头也不容易，便让它留在了体内。这就是枪伤的由来。

1943年秋，侵占华北、华中的大量日军被抗日军民牵制住了，盟军也在中太平洋发动了进攻。东条英机感到末日将到，便命令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久太郎，要汪精卫于一月之内，在中国“和平区”强征20万壮丁，准备编成20个师，到东南亚前线作“共荣保卫战”；限令汪精卫在3个月之内，调集100万石大米，海运至大连港口，作为第一号战略储备物资。

当时沿海各省生产凋敝，人民逃亡，要强抓20万壮丁，调集100万石大米，显然是桩难办的事。

半个月过去了，松井久太郎见汪精卫没有动静，便带着武官犬养健雄亲自赶到南京汪精卫官邸，进行恫吓和责问。汪精卫闻得总参谋长驾到，便匆匆忙忙下楼迎接。由于他心慌意乱，两腿一软，竟在半楼梯上扎扎实实地摔了一跤，三节曾经枪创的脊椎骨，正好擦在楼梯的棱角上。汪惨叫一声，滚到楼梯下，虽马上有侍卫将他扶起，但原来的伤口已经撕裂，无法站立，只好挺卧在沙发上。

松井和犬养见状，以为汪是故意拖延，非但不予安慰，反而进一步逼迫。松井板着脸说：“主席先生，执行大本营的命令，容不得半点迟疑，要是误了大东亚圣战的使命，你我都吃罪不起呀！”汪忍住剧痛，结结巴巴地说：“同舟共济，哪有不竭尽全力之理！兵粮之事，请阁下宽容几日，本府即令各省火速征集就是。”这些似可而不可的话，激起了武官犬养健雄的怒意。犬养生性粗鲁，态度蛮横，只见他“呼”地拔出指挥刀，“呀”的一声，将自己的小指斩了下来，随即狂吼道：“主席先生的，军令大大的，你违的，当如这指头一般，厮啦厮啦的！”

汪一见血淋淋的指头，竟昏了过去。待到醒来，已经躺在日本驻南京的陆军医院里了。

一帖败毒素

把持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是后藤部队长，中将医官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握刀，替汪破背取弹。谁知好景不长，背脊肋部的剧痛，手术后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波及腰部颈间。各科医官会诊后，认为弹头虽已取出，但铅毒尚留在体内，需作消炎去毒治疗。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去毒消炎药“盘尼西林”奇缺，日本主子为了挽救他的性命，特地从东京运来一盒。但注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汪创口的红肿虽有消退，可背脊部的疼痛，却日沉一日。

汪的老婆见灵药不灵，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终于在无锡地方，探悉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因刘一帖。刘一帖替汪作了细细的检查。他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息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之药，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

谁知神医果有神术，眼药贴膏后的第二天，痛楚竞大大减轻。江夫妇暗自庆幸，即派人给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邀他复诊。

刘一帖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壁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眼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壁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舍去了。

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壁君见病情恶化，一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人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那铃木一看病状，马上拉下脸来，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日本话来，意思是说：“完了、完了！”他一面骂人，一面忙命护士将贴在汪背心间的膏药撕去。陈璧君不看则已，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那贴膏药的地方，一片紫黑色，骨髓里的铅毒，已经迅速地扩散了。

与此同时，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已不知去向。陈璧君闻报后，料到刘一帖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

三日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

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

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二次开刀

汪精卫病情恶化的消息传到了东京，东条立刻作出决定，让这位“儿皇帝”去日本就医。

1944年3月3日，一架由日本天皇赠给汪精卫的“海鹣号”飞机，载着近乎全瘫痪的汪精卫，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立即被送进帝国大学医院的一间特设的病房里。经该院著名内外科大夫的紧急会诊，病情十分清楚，主要是铅毒入骨之故。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子，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作削骨去毒手术。

这种削骨去毒手术并不复杂，第一流的医生，实不屑做这等手术，于是，刀把子落到一位年轻的副手龟田良宏身上。这龟田大夫早年出生于中国，曾在天津上过两年中学。这回院方命他为汪精卫进行手术，他颇想借此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便连夜拟订手术方案。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也在该院当护士，是个举止文雅、性格内向的姑娘。就在龟田埋头拟订手术方案之时，顺子突然来到他的卧室，递给他一封密信。龟田一见，马上将信拆阅，只见上面用端正的汉字写道：

龟田兄：仙台一别，匆匆又是半载，谅安居无恙。顷悉兄将为汪精卫做削骨手术，殊觉惊讶。盖汪某系我中华国贼，弟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对此辈恶人，毋有人道可言。兄若念当日同窗之情，宜于方便之际，促其速死。如蒙阴助，没齿难忘。阅后付炉，切记切记。

弟夏小柏拜托

龟田读了此信，吃惊不小。原来这署名为夏小柏者，是他早年在天津的邻居，后来又是仙台医学院的同窗好友。龟田突然接到此信，感到十分为难。龟田愁苦着脸说：“我不能拿不人道的办法，去对付一个病人！”

夏小柏的规劝失败了。手术方案在紧张地制订着。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并同时从病人骼骨上锯下一块骨头来，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则提出第二方案，主张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而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骨。他强调说：“这样做，不仅医后效果好，而且有可能恢复原状。”龟田知道，“自然愈合”是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不适宜于老年人，因此便全力支持“植骨”方案。这样，“仿椎骨植入”的第一方案定下来了。

但在进行手术的前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对汪某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龟田无奈，只好执行。手术就在当天午夜进行。打开背腔后，龟田发现受铅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一星期后，经X光拍照检查，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龟田大夫不明白，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作“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带着这个疑问，几次三番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原来，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顺子在情人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见上面写着：

上野博士：

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铅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作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作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

看到这里，龟田完全明白了，原来院方坚决要给汪精卫做试验性的自然愈合疗法，原因就在于他与渡边大佐患了同一种病，汪正好做了“试验品”。

奇怪的绞刑

汪精卫既已成为屠夫们手术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到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尽管服了大量的激素和钙片，收效却甚微。半月后，经第二次X光透视，那三节作过削骨手术的胸椎骨，仍在继续变形。背肩部的疼痛，重又加剧起来。汪形如干尸，彻夜呻吟，只好苟延残喘，卧等其死了。但如何死法，这里还有精彩的一幕。

原来，汪精卫到名古屋就医时，陈璧君虽一起跟到日本，但日方以“加强护理”为名，将陈璧君及其子女安排在离医院较远的西山宾馆里。待汪病势严重之后，院方干脆谢绝陈的探望。陈璧君无奈，只好回南京向另外两个汉奸头目陈公博和周佛海哭诉。经陈公博和周佛海联名向日方陈说情由之后，日方军部才同意陈璧君去医院探视。但院方知道，汪精卫实际上已成为一

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况且汪僵卧在床上，连一点“病情好转”的迹象也没有。为了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院里的宪特头目，串通名医博士，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既不说话，也不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她有苦没处诉，只好又灰溜溜地飞回南京。

经过这一番折腾，汪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那班有帝国医学博士学位的先生们，终于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方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象投环自尽一般。

汪自知死期不远，只好任凭帝国博士们的摆布。这样，在病榻上吊了三个月，直到1944年11月11日，汪精卫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他主子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汪精卫死后，在南京一班汉奸走狗的请求下，日本军部特地用“海鹣号”飞机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11月23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陈璧君自知他的尸体，日后难免被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因此，汪的“土馒头”十分坚固，一般钢钎根本无法打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