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别人都骂他是傻子，创立傻子商标

年广久，安徽省怀远县找郢乡胡疃年庄人，解放前随父逃荒要饭到芜湖定居，其父摆摊经营水果为生。因怀远对芜湖来说属北方，当地人统称北方人为"侉子"，喊年广久为"小侉子"。年广久从9岁起就跟随父亲肩搭秤杆，叫卖街头。其父病逝，年广久便继承父业，独撑门头。年广久做生意遵循其父"利轻业重，事在人和"的遗训。年广久摆的水果摊，允许顾客先尝后买，顾客满意的，就称几斤，不满意的，尝了不要钱。遇到一些难缠的顾客，买走了水果又跑来算"回头帐"，说少给了秤，或少找了钱，年广久都不计较，爽快地补水果、找钱，让顾客满意而去。

有时称水果够秤了再拿一个给顾客。邻近摆摊同行的说他"傻"，顾客说他规矩，回头客多。天长日久，水果摊的一些同行们既不喊年广久的名字，也不喊"小侉子"，而喊成了"小傻子"。一传十，十传百，"傻子"的称号就这样慢慢传开了。他这种薄利多销的策略招来了大量顾客。"一个队伍排50米以上，店门口两排队伍100米以上。"

"从农民那里收生瓜子，价格由五六毛一斤涨到了一块五六，炒好的瓜子卖出去，也由每斤两块四降到一块七毛六。"众人都不理解的这一涨一降却让年广久颇有些自豪，"我扳着手指算过，扣除工人工资及炒瓜子的成本之外，每斤能赚九分到一毛。你们别看着不起眼，可那时候一天卖十几板车，那还了得!"

坎坷起家、多次入狱

1937年，抗战爆发，年广久出生了，但不久后的一次淮河水灾，让年广久一家一路乞讨迁到芜湖。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年父，只得在街头摆小摊养家糊口，年也早早学会了街头叫卖。新中国的成立，年广久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但是不久，他便感觉出了异样。年广久还是街头摆摊，但是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贩板栗受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清查。

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板栗不能卖了，但生活还要维持，年广久想起了炒瓜子。1966年，"文革"爆发，年广久成了芜湖市"运动"的对象，

年轻时的年广久在卖瓜子许多批判个体户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字报的矛头对准了年广久，他又被关了二十多天。历次的打击没有磨灭年广久的意志。"文革"期间，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年广久的瓜子事业就在地下"偷偷摸摸"地发展。年这样描述他早年的生涯: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气干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洗洗脸，稍微睡一会。7点钟左右又起来，开始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包，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如此循环往复。年广久的"傻子"头衔也是此时落下的: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当"傻子"的结果，"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想起当年的"壮举"，年广久有些感动。"那时的100万能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

100万没能够让年广久满足，看到市场需求的旺盛，年广久想到了扩张。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大地回春。没想到的是，年的扩张计划遭到了第一任妻子耿秀云的激烈反对:"你坐牢还没有坐够么?!"妻子这样呵斥他。年广久不动摇，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徽商后人看准了一件事，就决定将其做下去。"我相信邓小平，相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不会变。"年广久说，"但是如果看准了机会不去抓住，不是亏了么?"

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红火"一时。"钱都放在家里，要的话就从抽屉里拿，要多少取多少。"100多人的私人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新中国绝对是个异类，风言风语纷至沓来。

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久雇工问题反映到上面。接着，在一次中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久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是，雇工20人以上就犯法。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开来。最后，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视，将此事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小小的"傻子瓜子"惊动了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最高领导人的直接点名保护，产生的能量无疑是巨大的。

感恩邓小平

1985年，中国商界兴起了一股有奖销售的旋风。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以一辆轿车作为头等奖，成为中国最大的有奖销售。"东西都在银行里，有公证，"年广久说，当时消费者从未见过如此巨奖，一时间纷纷去商场购买傻子瓜子。按计划3个月，傻子瓜子可获纯利100万元。但有奖销售只红红火火地进行了18天，中纪委突然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由于有奖销售不能兑现，各地又纷纷提出退货，供应商也纷纷上门要账，银行也要追回贷款，半年后公司只得关门。"那一次亏了六七十万，"年广久回想起来，仍然对往事耿耿于怀。

年瓜子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有奖销售不能兑现，各地纷纷提出退货。年广久措手不及，生产销售计划大乱，原料瓜子大量积压，公司血本无归。

1989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察。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久案进行公开审理，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又一次提到"傻子瓜子"。年广久递给记者一张名片，名片的背面清楚地写着邓小平上面的讲话。"主要是为了纪念。"年说。

对于邓小平，年心中充满感激，但他也认为邓讲话事出有因:"要不是我自己作出了贡献，领导人会为我讲话么?他讲"傻子瓜子"，也不是对我一个人，他是对中国千千万万个"傻子"讲的!"邓的讲话再一次让年广久起死回生。1992年，年广久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

1989年底，私营经济再度成为灰色名词，芜湖市突然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罪状是他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年广久是一个文盲，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的账本，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自是一本糊涂账。他说过：我只知道进腰包多少钱，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这个案件一直拖了两年，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据年广久自己说，在法庭调查中，法官问他：你是否以解决工作为名，奸污过10名女工？他回答：不是10个，是12个。他后来对记者说：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给你凑一打。

"我在监狱中整整蹲了30个月啊，什么说法也没有!"想起这段往事，年广久依旧心意难平。年同时认为，自己的入狱，与当时风头太盛有关，"不把一些人放在眼里啊!"年没有提到的是，时代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1983年和1984年，邓小平先后两次直接点名，以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为例，明确表示中国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年广久说到邓小平的时候总是带着自豪的神态，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中国南部视察时第三次提及了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那时候的年广久因为贪污、流氓罪还在监狱中。年广久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人在深圳拉横幅欢迎邓小平南巡:"傻子欢迎邓小平到深圳视察"，这条横幅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小平笑着说:"傻子年广久都做到深圳来了，不错。”因为这次点名，仍在牢中的年广久获得了一线生机。

出狱后的年广久又重操旧业，不过"傻子瓜子"已然三分天下:他、长子、次子三方共享同一品牌。市场就意味着竞争，"人民内部也存在着矛盾"。2000年8月，年广久突然作出决定:将"傻子瓜子"商标等，一股脑儿全都卖给了长子和次子!年广久一共结了四次婚。小儿子是他第四任妻子生的。

1987年，50岁的他同一个20出头的年轻女大学生第四次成亲，演出了一幕惊世骇俗的情感剧。在当时，他的婚姻成为人们鄙视暴发户的一个公证。年广久有了钱后，很希望邻里乡亲社会公众另眼看他。他想通过仗义疏财换取社会对他的尊重。在儿子上中学时，经班主任介绍，他准备给学校捐一笔奖学金，当学校就此进行讨论时，许多老师提出异议：给优秀学生颁发“傻子”奖学金，这不是往学校脸上抹黑吗？

年广久一直习惯于家庭作坊式的劳作，一直到50多岁，他都打着赤膊亲自上阵，在烧得通红的大铁锅前炒瓜子。当市场一大，他就忙不过来。瓜子不够卖时，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购，装入自己的包装袋，结果因为质量参差不齐而品牌大损。

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南风窗》记者多方寻访，总算在芜湖市再次找到61岁的年广久，他们用下列文字描述这位当年的“中国第一商贩”：他有些蓬乱的头发明显留着仓促起床的痕迹，一身藏蓝色的西装也不见平整挺括，被烟熏得发黄的手上留着长长的指甲，一颗硕大的金戒指在干瘦的手指上显得分外惹眼，瘦削的脸上透着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

年广久对自己的评价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许多跟他有过往来的人则说他：小事精刁，大事糊涂。

2007年6月我见到年广久，和他聊了一会儿，仔细打量着这个个体户的活化石，完全印证了媒体对他的描写。

民营企业的第二代我称之为“公司时代”，实际上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1年。所谓公司时代，就是自打有了《公司法》以后，所有的创业和经营活动是以公司形式展开的。这时个体户已经不吃香，由于民间注册公司越来越容易，所以大家都是以公司的形态开始做生意。而之前个体户、万元户都是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开展经营的。

90年代初，有一个浪潮叫做全民经商，人们纷纷下海办公司，于是开启了“公司时代”。公司时代企业的经营范围扩大了很多，业务形态既包括传统的简单服务业，又包括大规模的内贸外贸，甚至个别的走私。有炒房地产的，有做期货股票的，有做制造业的，也有从事其他的经营活动的。由于进入公司时代以后，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市场化的要素也越来越多，比如土地也变成了市场化的生产要素，还有其他领域，包括有价证券、银行也越来越商业化，金融业也在慢慢开放。

这时，参与市场经济的人发生了很大变化。前面提到的两种人当中的个体户还存在，实际上现在数量还很多，但大家已经不重视他们，因为他们在经济当中的分量越来越轻。再大的个体户，也不顶你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盈利可能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而多数个体户基本上只是维持个人生活，不能够积累财富、快速发展。

干部子弟这时也不太吃香了，官倒已经没了，为什么没了呢？因为现在所有的政府垄断资源越来越少，大部分资源已经市场化了；权力以及权力拥有者的亲属也没有太大优势了，加上做生意也越来越需要创业精神、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这些东西很多干部子女是不具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子女就变成了第一阶段残留下来的一些富人，有钱了，但无缘成为企业家。在公司时代很少看见干部子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