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的犯人在注射时，为什么还要擦酒精消毒？网友：多此一举

自古以来，人们剥除他人生命的方式便千奇百怪。

原始时代的人们尚未将理性与人性开化出来，茹毛饮血的人类往往残忍地将同伴杀害，炮烙等死亡手段数不胜数。

近代，人的大脑与科学技术并肩发展。可即便如此，人们杀害将死之人的手段仍然残忍。

枪决、砍头已是最为寻常的方法，更有残酷者，为了逼供或泄愤，会心狠地采取凌迟与五马分尸的手段。

在原始的处决方式下，死刑犯常以一种没有尊严的姿态离开人世间。

除了被剥夺掉生命以外，他们往往留不下全尸。

这样“赶尽杀绝”的行为在现代得到了改善。

随着医疗药学水平的提高与人道主义的拓深，当今大多数国家处决死刑犯时，常用安乐死的方式代替以往的枪决与砍头。

安乐死通过让死刑犯陷入沉睡的方式，减缓了死刑犯的痛苦。同时，安乐死成功概率更高，可以有效防止“打歪”和“砍歪”后再补一枪等失误的发生。

但是，追溯安乐死执行流程，我们发现，很多死刑犯在被注射安乐死专用药剂前都会先被执行医生进行注射部位的消毒。

许多观者十分愤慨与不解，死刑犯已是将死之人，为什么还要对他们进行消毒呢？有这个必要吗？

让我们往下看去。

安乐死是什么

安乐死并不是我国本土发明的死亡方式，而是我国从国外学习而来。

安乐死分为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

积极安乐死的对象往往是具有难以治愈的病症且十分痛苦的病人，由于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极端折磨，其亲友最终选用人道主义“安乐死”的方式帮助他结束生命。

安乐死的手段不只是运用于人类的病床。在我国，宠物安乐死也被广泛运用着。

消极的安乐死不在医院，而在监狱。被执行的对象往往并不是具有不治之症的人，而是被判死刑的死刑犯。

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我们对他执行安乐死。

执行安乐死程序复杂。重重复杂的程序也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

首先，病人如果产生了安乐死结束生命的意愿，他的亲属或朋友需要上报给法院。

法院派工作人员到达病房进行考察。病人需要自愿书写自我疼痛难忍到放弃生命的“安乐死”请求。若病人没有书写能力，可以选择口述或者代写。

公证机关人员要此过程中全程到位，法院派遣的工作人员也必须在场监督全套流程。

公证人员需要当场作出“公证书”，以保证病人申请安乐死的过程合理且有效，同时，法院派遣的工作人员需要当场签字。

至此，“安乐死案卷”成立。

第二步，专业医生需要对病人的身体状况作出权威且专业的诊断。这一步是为了保证被执行安乐死的病人确实已经达到了“不治之症”的程度。

第三步，病人进入“第二等待阶段”，同时有关医生需要制定相关安乐死方案，成立计划书。

第四步，实施安乐死。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在正式实施前，病人随时都可以撤销对于以安乐死结束生命的申请。

积极的安乐死时，病人的亲朋好友、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公证人员都需要在场，共同维护现场秩序并且保证现场秩序不被破坏。

安乐死并未在很多国家实现合法化，但出于人道主义的理念，许多旁观者都会理解、尊重和同情安乐死。

安乐死的流程漫长而复杂，在方方面面确保病人是自愿执行安乐死的。

这样层层递进的流程既是对生命权的尊重，也是对死亡的敬重。

这是人道主义在现代的一种体现方式。

但消极的安乐死时，死刑犯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执行安乐死，同时死刑犯也不可以随时撤销安乐死。因为安乐死是对他的罪行的惩罚。

整轮注射会持续30-60秒。人们本能地会在死亡降临时害怕死亡，因此腿软、失语、发抖、掉眼泪和尿失禁是常有的事情。

为了防止死刑犯逃跑、拒绝安乐死或者袭警，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死刑犯会被绑在床上。

为了减小心理压力，执行医生并不与死刑犯直接接触。死刑犯的静脉通过导管延伸到另外的房间，执行医生在那个房间里进行药物的注射。

往往会有两个执行医生同时注射，两位执行医生都不知道哪个人注射的才是致死的药物。

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减小医生们的心理压力，最大程度地保护医生们的心理健康。

安乐死注射一共有三针。

第一针是麻醉剂。这一次注射后，死刑犯将进入睡眠状态。

随后，执行医生将对其注射第二针——肌肉松弛剂。这一针用来减少死刑犯的疼痛感。

最后，执行医生将注射第三针——高浓度氯化钾。这一针可以彻底破坏心肌的电传导功能。第三针注射结束，安乐死执行完成。

这些药品复杂且机密，专业度极高。

安乐死执行环节将全程被法医旁观。法医需要关注病人的状态至其死亡。

为什么对实行安乐死的死刑犯消毒？

许多人并不理解，死刑犯已是将死之人，为什么在安乐死药剂注射前对死刑犯的注射部位进行消毒？

有以下几种原因。

从医学执行的角度上——通过酒精消毒，医生擦拭掉死刑犯注射部位的细菌，可以有效避免感染。

同时，医生对死刑犯注射部位进行酒精消毒，有助于医生找到血管，提高注射的效率与准确度。

从心理的角度上。

死刑的判决是司法机关经过一致审理后的公正结果。

但医生是执行安乐死的人。躺在病床上的人便是医生的病人。医生的眼中不应该带有道德主观的色彩。

执行安乐死的医生不能因为床上的人的身份是死刑犯便不对他进行消毒。

如果一个杀人犯鲜血淋漓地走入医院，要求医生对他的伤口进行处理。

医生可以报警，让警察抓走这位潜逃的杀人犯；但出于“救死扶伤”的职业责任，医生仍然需要对这位病人进行医治。

同样，面对被绑在轮床上的等待被执行安乐死的死刑犯，医生同样不该佩戴上有色眼镜。

注射安乐死前进行消毒，是执行安乐死流程的一部分，更是医生职业责任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我们对于人道主义有了进一步的阐释。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不该是胜利者随意玩弄失败者的狂欢，也不该是上位者拿捏底层者的游戏。

又或者说，在人道主义的背景下，我们在努力寻找到体面、不痛苦的死法，那么小小一个酒精消毒，又何须纠结太多？

在一场针对死刑犯的安乐死执行的过程中，有被执行安乐死的犯人，有执行医生，有法医，更有法院人员。

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出于欲望与贪婪、出于压榨他人生命的原因出现在这样的空间里。他们每一个人之所以到场，都是为了执行自己的任务。

通过层层分明、相互协调的责任，他们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达到赏罚分明。

死刑犯由于作出了不可饶恕的法律行为被判处了死刑，但他被剥夺死亡的手段一定要是遵循流程的合法行为。

小小的酒精消毒，除了在医学角度上对死刑犯进行流程上的安抚，也是为了对医生等人的安抚。因此，此举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酒精消毒的背后是流程的完整执行。完整执行的流程背后是对个体生命权利的尊重，也是对死亡的敬重。

死刑犯站在道德的暗面上，因此常常受到人们的白眼与唾弃。

但人类群体对于个体生命权的尊重，并不看这项生命权究竟属于谁，而是尊重所有人的生命权利。

今天，有愚昧者站在道德的亮面，对堕落在道德的暗面上的死刑犯高呼——不该对他们在安乐死前进行消毒！

那么也会有一天，我们被推到另一标准的暗面，有人站在亮面肆无忌惮地冲我们叫嚣着——剥夺！剥夺他们的生命权利！

这个时候，我们的冤屈应该向谁诉说？

不妨再思考这个问题，那些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安乐死时不该进行注射部位的消毒，是潜意识地将死刑犯代入为十恶不赦的坏人。

但如果一个死刑犯因为社会舆论的推动而意外地站到了道德的亮面，这个时候，愚昧者们是否还会要求取消安乐死前的消毒？又或者说，他们甚至会进一步要求不对这个死刑犯执行安乐死？

因此，将主观色彩代入执行过程本就是一个无解的命题。如此想来，给死刑犯在执行安乐死前消毒，是一件应然且必然的事情。

我国对于死刑犯人道主义的照顾并不仅如此。

首先，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的前一晚会吃“断头饭”。断头饭常常菜品丰盛，美味非凡。

“断头饭”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楚庄王在对犯人们斩首前会以好酒好菜招待。

这起初只是上位者为了展现自己如海胸襟、“自我感动”的表现方式，但随着朝代更迭，“断头饭”逐渐保留了下来。

当今，死刑犯在死刑日的前一天收到死亡通知，得知自己的死期。这是人道主义关怀的一种体现。

自下达命令到执行死刑，只经历了24小时的时间。这样的节奏不急也不慢。

长达一天的时间，既可以保证完整的流程没有在操之过急的节奏中泯灭、丧失了公正性和对个体生命权的尊重；同样，也可以防止死刑犯日夜忧虑，影响心理健康。

不仅如此，监狱还会派出精神保健师进行情绪的安抚。精神保健师不可以主动对死刑犯讲话，他只能选择聆听死刑犯的讲述。

精神保健师的本职依据各国文化与国情而调整。这样的职务是为了防止死刑犯过于应激。

随后，犯人可以定制自己喜欢的“断头饭”，在西方也被称为“最后的晚餐”。可口的食物往往可以安抚犯人紧张的情绪，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些戏剧性的是，据传，犯人可以在执行死刑前选择喜欢的背景音乐。

其中，由于许多死刑犯已经过度紧张，没有心思将给出的歌曲单子全部看完，因此大多数人选择的都是因字母B开头而位于榜单前列的《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同时，还有人会点歌《采蘑菇的小姑娘》和《捉泥鳅》……

在悠扬的歌声中，执行医生完成了安乐死的注射，死刑犯也便闭上了眼睛……

结语

通过以上对于死刑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酒精消毒只是用于保障人道主义再小不过的方式。

越尊重一个人的生命权，就越能体现对整个人类群体生命的尊重。

对死的谨慎，也是对生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