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历史风云：颜斶说齐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从政悖论
颜斶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士人。士人的出现，是春秋战国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当时，王公贵族求贤若渴，纷纷礼贤下士，招揽和豢养士人，聘请士人辅助自己图强称霸。王公贵族为士人提供了机遇和平台，士人借此机遇和平台，投身于王公贵族的富国强兵事业，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实践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获取功名利禄，为主人做出了不少贡献，展现了他们高超的见识，能力。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比如《国语》，《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士人的言行记载占了很大的比例。“颜斶说齐王”的故事，就是一段有关士人定位的讨论。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它结束了西周形成的统一局面，开启了大分裂大混战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阶层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
从文明演化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是中国农业文明由半成熟状态走向成熟发展的关键时期，农业文明已经成熟，华夏族占据以华北地区为核心的文明地带，诸夷，夷狄开始从文明核心地带退化到边缘地区，形成显著的界限，华夏民族占得文明发展的先机，开始领先于夷狄部落，差距逐渐越拉越大。铁器的出现及普及，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带来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井田制走向瓦解，原有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和宗族公社衰落，铁犁牛耕取代了石器锄耕与集体耕作，自耕农经济和地主所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经济基础的变化，对上层建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私有制经济的确立导致政治制度大变革，政权组织结构层层糜烂，各阶级阶层剧烈斗争并重新组合，思想文化剧烈变化，社会风俗礼仪也焕然一新。
铁犁牛耕成为主导性的生产方式
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①战争性质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战争，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宗族，兵源由宗族组成，贵族子弟和国人当兵，野人是没有资格当兵的。战争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压制对方，使对方屈服，从而获得霸主地位，而不是纯粹的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换言之，是轮番登场。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平民百姓，因为这时各国纷纷变法废除了农奴制，也就不存在奴隶了，不管是国人还是野人都有资格当兵，上战场杀敌获得爵位，其血腥残酷程度更是前所未有，通常是灭国战争，兼并战争，不再单纯炫耀武力，换言之，是同台竞技。
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战争
②经济基础的变革：铁制农具和铁犁牛耕的出现与普及，带来了生产力大发展，公田日益荒芜和歉收，私田及其周围的荒地不断得到开垦，私田粮食产量不断增收，土地转让关系和买卖关系快速发展，土地占有和政治统治逐渐分离，出现了纯经济利益性质的土地转让和买卖，最终导致了土地私有权的确立，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出现暴涨，人口与资源关系日益紧张，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化的大分工，手工业“工商士官”的国营体制走向瓦解，民营手工业和民间商业得到发展，市场上出现了最早的货币，工商业萌芽诞生了。井田制旋即走向瓦解，自耕农经济和地主集约资本化经济占据了主导。于是各国纷纷变法改革赋税制度，按田亩肥瘠和粮食多寡征派赋税和地租，其中，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管仲主持的“相地而衰征”具有代表性。
商鞅变法
③社会阶级的瓦解：随着族群繁衍能力的提升，按部就班的贵族传承延续出现了危机。土地能够供养的贵族数量是一定的，一旦贵族阶层的自我繁衍能力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必然导致部分贵族子弟跌落出本阶层。这就注定有一些子孙不可能像其祖先一样继续高高在上当贵族，经过若干代人后，大部分的贵族子孙除了有血统之外，实质上已经沦落为平民百姓了。国际间兼并战争的频繁发生，导致许多贵族国破家亡，国内局势动荡，某些贵族参加变法或政治斗争的失败，也加速了他们向平民阶层的转化，阶级之间的界限，代际与隔阂逐渐缩小。在春秋时期，军决策的核心阶层是贵族阶层，宗法制决定了不论是天子，还是诸侯，卿大夫，大家在血缘上都沾亲带故，都有或近或远的联系，国家政事也就相当于他们的家事。有什么事情，大宗和几个主要的小宗凑在一起，大家在家族内部解决，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君权是受到限制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地理环境有了新的内容，各阶层开始争夺地理环境的开发权和归属权，在政治上表现为政权组织结构层层糜烂，西周时期确立的以血缘关系纽带和宗法制，分封制为基础的贵族分权体制走向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许多有才能的士大夫队伍在各国推动建立的官僚制，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制。
影视剧《思美人》中的楚怀王
④养士之风盛行：“士”阶层的形成，不但扩大了君主的统治基础，也壮大了卿大夫阶层的力量。春秋战国战争不断，这样的时代，必然对作为统治者的贵族阶层的个人素质提出极高的要求。贵族能力如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就可能被其他贵族吞并。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和物质待遇，他们只好让渡一部分权力来给他人。这个“他人”很可能不是贵族，而是平民阶层。贵族阶层主动让渡部分权力给其他阶层，到战国后期，各国掌权的人很大一部分已经不是世袭贵族，而是凭真才实学上升的新统治阶层，他们掌握了部分实权，完全靠个人能力参与政治。这种社会环境给了有才华的平民阶层端坐朝堂，参与政治，跻身上层社会的机遇及渠道。春秋时代是一个低强制性，高流动性的社会，士散于野，百家争鸣。人们思想活跃，自由迁徙，思想观念，信息文化，科学技术乃至各种物资的流动非常频繁。士是所有这些资源的一个载体，诸侯和贵族阶层很需要这些资源，不管是思想理论还是人才，旧的统治阶层都很需要。实质上，诸侯争霸，各个诸侯国争夺的不是领土，而是士。士代表着当时有文化有能力的阶层，谁争取到这个阶层支持谁，就能够称霸天下。
贵族阶层剧照
在先秦时，士是贵族阶层的“边缘人”，或者是最底层，他们有贵族的血统和头衔，但是没有贵族的封地和爵位。进入战国，士的血缘特性逐渐淡化，知识属性日渐增强，成为脱离平民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学问，有才能，有抱负，高度重视个人价值和尊严，渴望施展才华的舞台，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隋唐以后，士的概念又变化为读书阶层的称呼，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四民之首，隋唐之后的士是读书的潜在的统治阶层，以及传统政治所依靠的社会基础。
⑤学术下移导致私学的兴起：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平民百姓是没有阅读文化典籍的权利和接受教育的资格的，到了春秋时期，私学开始出现民间自由讲学越来越普遍，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
士阶层一般游离在各诸侯国之间，飘荡在社会上，他们又是接受过教育的群体，因此他们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河，比如孔子，孟子，荀子这些人。他们一方面在社会上传播知识，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拥有知识和专业技能，对制度和国情有相当的了解，于是开始奔走各国，游说君王，实践着自己的才华，施展着自己的抱负，正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
影视剧《芈月传》中的苏秦剧照
得益于春秋战国时期开放与兼容并包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形态，动荡的社会时局提供了一个异常宽松的舞台和空间，士阶层的文化活动和政治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时期也被誉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诞生了许多在各个领域开山鼻祖级别的创造性人物，比如：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商鞅，韩非子，李斯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杨朱
兵家代表人物：孙子，吴起，孙膑，庞涓
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
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
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颜斶说齐王的故事梗概
关于士人定位的讨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从政悖论，我们的故事就要从颜斶说起。
一次，齐宣王召见颜斶，对着他喊：“颜斶，上前来！”颜斶没有走上前去，反而叫道：“齐王，上前来！”
看到这里，我们会感到非常惊讶，一个平民百姓也敢和君王叫板？齐宣王满脸不高兴。
齐王不高兴，后果会很严重，这是众所周知的。左右大臣赶紧责备颜斶说：“大王是一国之君，而你颜斶，只是区区一介草民。大王唤你上前，你竟然也叫大王上前，这样做成何体统？”颜斶不慌不忙的说：“如果我上前，那是趋炎附势；而大王过来，则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蒙受趋炎附势的恶名，倒不如让大王获取礼贤下士的美誉。”
颜斶的这两句，话一下子说的左右大臣们哑口无言，也说的齐宣王心花怒放。
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阶级
但是齐宣王还是很生气，怒气未消，他怒形于色，把愤怒的表情表现在脸上，呵斥颜斶：“究竟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
齐宣王的这个问题，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
只听颜斶不卑不亢的回答说：“自然是士人尊贵，君王并不尊贵。”齐宣王就问他：“这话怎么讲？”颜斶回答：“我举个例子，以前秦国伐齐，秦王下令：‘有敢在柳下季坟墓周围50步内打柴的，死无赦！’秦王又下令：‘能取得棋王首级者，封侯万户，赏以千金。’由此看来，活着的君王头颅，比不上死去的贤士的坟墓。”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
这里的柳下季就是大名鼎鼎的柳下惠，是鲁国的大夫，品行高尚，坚持原则，受到各国朝野的敬仰。秦国进攻齐国的时候，路过柳下惠的墓地，秦王为了招揽人心，所以下令保护柳下惠的墓地。比起齐王的首级，秦王显然更重视柳下惠的墓地，颜斶举这个有点特殊的例子，的确可以说明士人比君王要重要。但颜斶赤裸裸的讽刺齐王，正所谓骂的就是他，齐宣王肯定不高兴。
齐宣王左右近臣维护君王的权威，与颜斶展开辩论。有大臣说：“颜斶，齐国是万乘之国，立有千石重的大钟，万石重的钟架。天下知人行义之人都投奔齐国，为齐王服务；智谋之士无不赶到齐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四方诸侯不敢不服。齐王所要的东西无不齐备；全国百姓无不拥护。齐王是多么的伟大！可如今所谓的‘高尚之士’，不过是被人看作匹夫，徒步等鄙贱之人而已，他们身处农村，等而下之者，不过是边远地方里巷的看门人而已，士人是这般的下贱，怎么能和齐王相提并论呢？”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布局
我们不知道主动站出来与颜斶辩论的大臣是谁，但是他辩论的理由实在是不够充分，甚至有点庸俗，滑稽可笑。他只是一味渲染君王的富贵和世人的穷迫，试图用齐宣王的权势来压服颜斶。可是，真正的士人是权势能够压服的吗？当然不是。
颜斶反对说：“我听说，远古大禹时代，诸侯有万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诸侯掌握了一套重教化，治国，爱民的办法，并且重视士人，善于发挥士人的才干。所以舜帝出身于卑贱农家，发迹于穷乡僻壤，最终成为了天子。到了商汤时代，还有3000诸侯国。可是到了现在，称孤道寡的，只不过24家了。这难道不是由于‘得士’和‘失士’的政策造成的吗？如果国家兼并继续下去，诸侯国逐渐被消灭，到那时，诸侯就是想做个边远地方里卷的看门人，都求之不得了。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过没有士人辅助而建功立业的君王。”
影视剧《大秦赋》中的秦始皇嬴政
颜斶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证明了君王要建功立业，离不开士人的辅佐。颜斶提到了诸侯兼并的现实，到战国时期，诸侯国已经不多了，强国有七个小国不过十余个。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每个诸侯国都要寻求士人的支持和辅佐。社会上游荡着一个士人的阶层，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或有政治才能，能辩善谋，或有非凡的胆识，过人的见识，或有一技之长，甚至身怀绝技。士人可以东奔西走，寻找合适的出世机会，只要有本事，不怕找不到发挥的机会和平台。但是诸侯国君就不一样了，他们固定在某个国家，要为国家存亡直接负责。一旦国家灭亡，君王真的就是想找个边远里巷做看门人也难了，由此可见士人比君王自由，比君王重要。
影视剧新《三国》中的荀彧剧照
我们举战国时代的著名策士苏秦，张仪为例子。苏秦，张仪两人都刻苦攻读，学有所长，擅长战略谋划。战国前期的天下格局比较混乱，应该来说，西边的秦国是最强的，压迫着东方六国，但又不足以完全打败东方六国。几个国家之间打来打去，局势一片混乱，常常是谁都捞不到便宜，占不到好处。苏秦张仪两人就凭借自己的力量，厘清了混乱的格局，塑造了之后的国际关系和格局基调。首先出场的是苏秦，苏秦游说列国，提出了六国“合纵抗秦”的战略思想，并成功说服六大强国，组建了合纵联盟。苏秦主持了六国的盟会，佩六国相印，一时风光无限。六国联合后实力强大，把秦国势力牢牢限制在西部。秦国15年不敢出函谷关。
诸侯国国君与卿大夫召开朝会
张仪则提出了“连横”战略，游说秦国。他主张秦国交好东方六国中的个别国家，破坏六国的合纵。秦惠文王封张仪为秦国国相，张仪奉命出使游说东方诸侯国，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张仪因此被秦国封为武信君。苏秦和张仪两人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史料记载：“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一个人的去留，可以决定国家的兴衰和国际格局的变动。后人已经记不住当时战国七雄中各位国君的名号，但牢牢记住了苏秦张仪两个人。
齐宣王听了这一番辩论后，感叹道：“唉！怎么能够轻视侮慢君子呢？寡人这是自取其辱呀！今天听到颜斶的高论，才明白轻贤慢士是小人所为，小人行径。”道过歉后，齐宣王向颜斶伸出了橄榄枝，希望颜斶能为自己所用。齐宣王说：“希望先生能收寡人为弟子，如果先生与寡人相从交游，衣食住行我都给先生最好的，食有肉，出有车；先生的妻子儿女也全都锦衣玉食。”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
齐宣王认定颜斶是有用之才，能够辅佐自己。他向颜斶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加入齐国的执政团队，这是天下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那么颜斶会如何抉择呢？
事实上，得到君王的赏识，辅佐君王成就一番事业，是战国时期士人的共同目标。正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战国士人的观念是积极入世的，虽然在求职过程中自由洒脱，可以挑选，一旦跟定了某个君王，往往表现的很忠诚，倾尽所学来辅佐君王，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战国士人虽然鄙视权势压人，但又追逐权势，他们需要权势来提供展示才华与施展抱负的机会和平台。苏秦如果没有东方六国的支持，能够实现自己的合纵战略思想，主持六国联盟吗？张仪如果没有秦国的认可，也不能实践自己的战略思想，登不上历史舞台。士人个人的价值也体现在所依附的政治实体的价值之上，从本质上来说，个人价值和君王价值是统一的。
苏秦剧照
苏秦学成初期，游历诸侯国，潦倒不得志，回到家乡还遭遇了家人和亲戚的嘲讽冷遇。妻妾不认他这个丈夫，哥嫂不认他这个弟弟，父母不认他这个儿子。等到他衣锦还乡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30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最夸张的是苏秦的嫂子“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行健嫂子这副模样，问她：“嫂何前倨而后卑也？”为什么前后态度反差这么大？嫂子倒也实话实说：“季子位尊而多金。”苏秦不禁感叹道：“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依附政治实体，可以让一个士人富贵傲人，更可以给他提供实现理想抱负的机遇与平台，难怪天下士人趋之若鹜。
战国时期的秦国贵族
颜斶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超越了同时代士人的认识水平。面对齐宣王的善意邀请，颜斶并没有欣喜若狂，相反颜斶请求告知回家，他对齐宣王说：“美玉产于深山，一经雕琢就会破坏天然本色，不是美玉不再宝贵，只可惜失去了本真的完美。士大夫生于乡野，经过推荐选用接受俸禄，此后并不是不尊贵显达，但是他们从此失去了自由，形神难以完全属于自己。我只希望回到乡下，饿了就吃饭，即使再差的饭菜，也会像吃肉一样津津有味；不慌不忙的走路，即使再长的路也能以步当车。做人可以没有什么过错，自珍自重；内心纯洁，行为正直，自得其乐。纳言决断的，是齐王您；秉忠直谏者，则是我颜斶。我已经把我的观点表达清楚了，希望大王赐我回乡，让我能够悠闲的步行回家。”说完，颜斶很郑重的向齐宣王行跪拜大礼，告辞而去。
秦昭襄王来到洛阳嚣张跋扈，欲收九鼎
天下君子听说颜斶的言行后，都赞叹说：“颜斶的确是知足之人，返璞归真，终身不辱。”返璞归真说的是颜斶听从内心的呼唤，保持着一颗纯朴真实的心灵，这一点容易理解。那么为什么说颜斶“终身不辱”呢？这就涉及一个更大的命题了，那就是士人保持自由和独立的问题。
名士为何大多是隐士
仕与隐的矛盾，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志士的一块心头之病，由此矛盾产生的隐逸心态也随之盛行。其实生长于中国名士身上的隐逸之风，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他们或身归于山林，或朝野于庭而隐于内心。
比如东晋隐士陶渊明。宋代的大文豪欧阳修曾经说过，整个晋代都没有什么好文章，只有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能入得了他的法眼。陶渊明的一生，都是在出世与入世，做官与归隐之间徘徊，但他最终选择了后者，舍弃了入世和做官，选择了出世和归隐，这个优雅的转身，让中国的文人墨客羡慕了1000多年。
新三国司马懿剧照
其实，隐逸之风之所以盛行，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矛盾激化的原因。魏晋时期，政局极不稳定，战乱导致生灵涂炭，士人的性命更是朝不保夕，这个战马嘶鸣的时代，也是名士仕与隐的矛盾冲突表现的最为强烈的时期。秦汉大一统王朝一去不复返，生长于战乱年代的魏晋文人将何去何从？魏晋风流们又能在怎样的境界与状态之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在如此黑暗的政治形势逼迫之下，连生命都不可保的日子之中，魏继民是不可能强烈的持有儒家积极入世的观念的，但由于对中国仕途文化长期的耳濡目染，魏晋名士也不会完全采取老庄的无为之思，中庸之举就是将积极入世与无为之思想结合，生在山野而心向国泰民安，抑或是身在朝廷而心归于山林。这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有相似之处。
影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事联盟》中的钟会剧照
“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这是被钟嵘誉为“太康之英”魏晋名士之一：陆机。由于受到父辈思想的灌输与熏陶，陆机一生执着于功名的追逐，然而政治的黑暗却将他为国效劳的中心一再的打入牢底。他的这种不得入世的苦闷在多首诗歌中表现了出来，如《遨游出西城诗》道：“靡靡年时改，冉冉老已及。行矣勉良图，使尔修名利。”当入世之心被政治权力所阻挡之时，陆机的隐逸思想就跳了出来，他在《幽人赋》中就写道：“世有幽人，渔钓乎玄渚，弹云冕以辞世，被宵褐而延伫，是以物外莫得窥其奥，举世不足扬其波，劲秋不能凋其叶，芳春不能发其华，超尘冥已绝绪，岂世网之能加？”虽然陆机思想中的隐逸层面还未表现的过于强烈，但是他出世与入世的心理变化也能够代表魏晋时期名士仕与隐的矛盾心理了。
魏晋名士
在贵族政治中，不存在自由和独立的问题。权位是与血统宗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族，只在特定的宗法网络中才享有权位，一旦离开就自动丧失了权力。他们固定在特定位置，垄断了权力和知识，到了战国，宗法制度逐渐瓦解，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很多士人开始自由流动。知识文化也不是贵族的专利，教育开始向更多的人普及，士人就成了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拥有了流动性，拥有了知识才华和满腔的抱负，但是没有世袭的权位。世人要想实践才华，展现抱负，必然要投奔诸侯王公或者某派政治势力，必须要和他们亲密合作，其中就存在知识分子从政的悖论。
影视剧中的西北戎狄义渠部落
一方面，知识分子需要借助政治提供的平台，否则不能凭空施展拳脚。可是每个平台都有各自的规则与制度，知识分子必须适应它，往往是规则与制度塑造知识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去改造平台。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士人也好，后来的士大夫也罢，都有渴望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一面。在束缚之下进行的思考不是真正的思考，而是对指令的反馈，对权势的奉承。诸侯王公希望士人提供的，肯定不是重复的口号或者随波逐流的意见。可是，在适应政治的过程中，士大夫难免隐藏锋芒，作出妥协，对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主张进行修改，甚至丧失本心，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思考的能力。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从政后自由舒展，功成名就者是少数，绝大多数从政者不是没有什么建树，就是遭遇了悲惨的命运。一方面是渴望从政，另一方面是从政束缚手脚，这就是知识分子从政的悖论。
秦昭襄王赢稷剧照
权势对士人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既能提供施政的平台，又能给予荣华富贵。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我们还是以苏秦张仪为例子来说明。为了维持住脆弱的合纵联盟，苏秦时时刻刻都在“走钢丝”。关东六国谁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和秦国有矛盾，相互之间的矛盾更多。他们不希望秦国侵略自己的领土，却觊觎着其他国家的领土，他们只是为了对付更加强大的敌人秦国，而暂时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脆弱组合，苏秦为了拉拢这些人，要付出的心血与努力可想而知。
秦惠文王赢驷剧照
苏秦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和三寸不烂之舌。而离间东方六国的，有秦国的挑拨，领土的诱惑，遗留的历史问题等。最后，他们的联盟难以为继，齐国，魏国，赵国，燕国等纷纷开打。联盟一旦破裂，大家都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苏秦，苏秦遭到燕国的猜忌，投奔齐国。齐国任命苏秦为客卿，结果招致齐国众大夫的妒忌，众大夫派人刺杀苏秦。苏秦身负重伤，临终前请求齐王将自己尸体五马分尸，根据众人的反应来判断凶手，结果苏秦遭到五马分尸。《史记》记载，齐王“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
张仪剧照
张仪的结局，比苏秦也好不到哪里去，张仪劳心劳力游说诸侯，同样面临苏秦的困境，最终，支持张仪的秦惠文王去世，继位的秦武王不喜欢张仪，张仪出逃魏国，担任魏相一年后去世。
综述
颜斶早在战国时代，就神奇的遇见到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从政悖论”，颜斶，不想过苏秦张仪那样的生活，在从政和独立自由之间选择了后者，后世还有许多士大夫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比如严子陵，陶渊明。世间存不存在桃花源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但是有一群人选择了生活在“桃花源”中，保持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却是不争的事实。
东汉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
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也为了在亲民的政治态势到来之前能够暂时退却，魏晋名士多数选择了归隐山林。鲁迅先生曾经讲过：“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门阀士族的客居环境
风云变幻，朝代更迭，昏暗的政治时局终不会持久。大一统的国富民强时代也终究要到来。中国文人历来所具有的入世之心，也会在这政治贤明之极再度出野。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骨子里的入世之心最终还是要显露于山水之中。而山清水秀的隐林生活也只是多数名士想要大展宏图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虽然有名士终身归隐于此，却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最终还是走出了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