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档案」民国人物之“火柴大王”刘鸿生
本期档案为您揭秘民国人物之“火柴大王”刘鸿生
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势力已经渗透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老百姓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洋货，很多生活必需品如火柴这样的简单产品都被日本瑞典的厂商垄断市场。在这种局面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艰难发展。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安徒生的著名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吧，现在看来靠卖火柴为生有点不可思议，不过那个年代距离现代火柴在英国发明只不过20年左右，所以说火柴在当时的欧洲也算是稀有物品，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女孩舍不得用，这是现实的写照。
而中国，虽然早在南北朝时就发明了传统的火柴，但一路走来并没有得到改进。反而到了鸦片战争，国力衰退，诺大的中国连火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都不能生产。当时，中国人用的火柴都是靠外国进口的，这也是为什么洋火这个名字一直在中国流传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各地掀起抵制外货浪潮。不过当时的国产火柴质量实在不敢恭维，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国产火柴大多出自一些小作坊小工厂，制作工艺落后，生产原料不达标，以至于国产火柴极易受潮，火柴头容易脱落，还有很多黄磷火柴毒性很大，还容易自燃。所以，对于当时的国产火柴很多想支持国货的进步青年也只能由衷的说一句“想说爱你不容易”。小小的火柴着实体现出了当时中国的落后和中国人的无奈，而这个情况被一个年轻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国人用上自己生产的安全火柴，就用这小小的火柴点燃中国人的希望之火。
1920年1月1日，这个年轻人和另外几位合伙人在苏州签订了一份合同，华商鸿生火柴有限公司诞生了。这是刘鸿生的第一家企业，厂子设在苏州，同年10月1日建成投产。要知道办火柴厂是刘鸿生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的，虽然办企业他是第一次，不过当时的刘鸿生已然是驰骋商界多年，叱咤上海滩的大人物了。
1918年年底，刘鸿生投资百万银元新建占地30多亩位于上海黄金地段霞飞路的刘公馆落成了。据说，进入豪华的刘公馆想从大铁门走到主楼得要好半天，其主楼是一个拥有包括办公室、跳舞厅、健身房在内的有100多个房间的四层豪华洋房，房子周围绿草如茵，附带五个网球场和两个游泳池。刘公馆落成那天，当时上海滩所有的名流显贵都来祝贺，就连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也亲自前来，刘鸿生的地位可见一斑。这时的刘鸿生年仅30岁，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街头小子到名震上海滩的煤炭大王，他只用了不到十年。
少年丧父的刘鸿生自知生活的不易，所以处处留心时时努力。18岁的他因为拒绝去美国学习成为牧师被上海圣约翰大学开除，短暂迷茫之后在父亲老友当时上海商界名人宁波同乡会会长周仰山的引荐下，刘鸿生进入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推销处当了一名煤炭推销员，这可乐坏了一心想进入商界的刘鸿生，他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推销员，足以为他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果不其然，在进入开平煤矿上海办事处之后，刘鸿生事事留心，处处在意，勤奋用功。一段时间之后，刘鸿生随便拿起一块煤就可以说出它的名称、产地、成分和特性。他不但留意察访哪些地方用煤用多少，时间季节有什么变化，更用心考察哪些人在购煤上起什么作用。刘鸿生对客户的察言观色，对市场的细致划分与准确判断，让他在煤炭市场上很快站稳脚跟。因为对煤炭质量的严格要求，越来越多的用煤商成为刘鸿生的忠实客户，短短十年刘鸿生每年的煤炭销售量都超过100万吨，最多一年达到250万吨，整个上海已经无人能够匹敌。
1918年，30岁的刘鸿生成了上海滩的煤炭大王，坐拥百万财富。有了雄厚的资本又天生闲不住的刘鸿生早就想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企业，不用再受外国老板的防备和国内民众的白眼，毕竟中国人对于买办还是有一定的排斥心理的，而五四运动大肆掀起的反对外国浪潮，让刘鸿生坚定了要办自己企业的想法。他用自己这些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和商业头脑实业救国，经过考虑刘鸿生决定把自己办实业的第一步迈进被外国人垄断的火柴市场。虽然刘鸿生从来不缺乏勇气，但是作为一个商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当然不会拿自己任何的投资来赌博。经过缜密考虑，刘鸿生认为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火柴市场将是一个大洗牌的绝佳时期，也就是说老百姓的需求有了，只要可以提供质量上乘的产品，中国火柴一定可以将洋火赶出去。
五四运动之后，苏北一带暴雨不断洪水泛滥，很多灾民无家可归断了生计。刘鸿生多次带领商会捐款，可是时局动乱物价飞涨，捐钱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刘鸿生的一位商界朋友向他建议，与其向灾民捐款，不如办个企业给他们工作，而火柴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艺并不复杂，一般百姓就能上手制作。这么一来，刘鸿生更加坚定了办火柴厂的决心。关于刘鸿生做实业，第一步选择火柴厂的原因，还有一个趣闻，跟他的老岳父苏州燮昌火柴分厂的总经理叶世恭有关。原来，因为结婚时岳父的百般阻挠，刘鸿生心里早就堵了一口气，励志要办一个火柴企业，一定要成功证明给岳父看。果不其然，在一段时间发展之后，鸿生火柴公司成功并购了燮昌火柴厂。刘鸿生的公司成立了，信心满满的要打败外国火柴，可面对垄断市场的日本猴头牌火柴，还有瑞典的凤凰牌火柴刘鸿生首先要给自己的火柴起个好名字，鸿生火柴公司生产的第一个产品是鸡牌火柴。在鸿生火柴厂之前，国产火柴厂的产品要么质量低劣，要么价格昂贵，无法跟进口火柴抗衡。刘鸿生不惜花重金从日本邻村株式会社的火柴厂商进口生产设备，鸿生火柴厂的原料也大多来自海外，有从日本德国引进的硫磺、氯酸钾，从瑞典采购的赤磷和黄磷，还有来自英美等国的洋蜡。不光重视这些硬件，在软件也就是人才的选用上，刘鸿生也丝毫不敢怠慢。一方面，他聘请了日本技师来传授技术和培训工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工人掌握了火柴制造的核心技术工艺，为了解决火柴头上氯酸钾受潮后容易脱落以及火柴盒两边的赤鳞片容易磨损脱落的问题，他请来了当时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林天骥担任总工程师，对于这位留美归来的博士，刘总开出了月薪1000元的高价。当时的一块银元可以买18斤大米或者7斤猪肉，当时怡和洋行的总买半月工资也不过才120元。重金养贤，这也是刘鸿生的经营管理之道。终于，鸿生火柴厂的火柴解决了受潮的问题，产品质量大幅提高，一路突围。鸡牌火柴不仅卖进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千家万户，还成了各五洋贸易市场作为火柴买卖的标准产品，中国人制造的火柴第一次扬眉吐气。面对鸿生火柴的崛起，霸占中国市场多年的日本瑞典火柴商当然不会这么容易善罢甘休，他们一方面利用价格优势进行低价倾销，另一方面瑞典火柴公司许诺给国民政府1500万元贷款以换取火柴专利权50年。截至1931年底，虽然鸿生火柴厂尚未倒闭，但也是亏损严重，岌岌可危。刘鸿生试图把老百姓都团结起来，把众多大大小小的国产火柴厂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但是发传单是远远不够的，连连亏损把鸿生火柴厂推向了倒闭的边缘，股本仅12万元的小小鸿生火柴公司到了生死的关头。
刘鸿生决定效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托拉斯，合并中国火柴工厂整合国内的火柴制造业。刘鸿生提出了“同意合并、集厚资金、协力图存”的倡议，号召组成联合公司以强大自己对抗外敌。在刘鸿生的强力谈判之下，荧昌中华火柴公司同意与鸿生火柴厂正式合并，改名为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一下扩大至191万元。1931年起大中华公司又先后并购另外五家火柴厂，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族火柴企业。这样的改组与合并，对于当时的民族火柴工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大中华火柴的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被推为总经理的刘鸿生继续重视产品技术，任人唯贤。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中华火柴公司的产品销售总额占到了全国火柴业销售总量的32%以上，销售范围遍及全国各地，瑞典的凤凰火柴终于也被中国火压下了翅膀。刘鸿生真的火了，他的火柴厂做到了全国第一，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火柴大王。大中华火柴公司组建后，为了提高竞争力，公司增添先进设备，统一产品标准，还率先建立起一套现代化集中管理制度，很快刘鸿生带领中华火柴公司生产出一系列高质量的火柴品牌。
图左一为刘鸿生
1933年5月，寄托着中国人民自强自立的厚望，由大中华生产的国产火柴远渡重洋出现在芝加哥世博会上，飞轮、金鸡、五福、仙鹤、双斧等七大品牌火柴亮相世博会，高质量的中国火柴让各国参展者刮目相看。经历芝加哥世博会的洗礼，大中华火柴名扬中外。据说，在当时展览结束后，立刻有一家日本火柴商找到刘鸿生希望可以进口大中华火柴到日本销售。
在火柴生意稳定之后，刘鸿生并没有闲着，刘鸿生的这把火还烧到了水泥业、码头业、轮船运输业、毛纺业，甚至保险和银行业拥有资产折合白银数千万两，直接投资企业达70多家，此时的刘鸿生成了名副其实的企业大王。然而好景不长，刘鸿生的托拉斯梦随着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的枪声轰然幻灭，刘氏企业无一幸免的被战火波及。
1938年6月的一天，刘鸿生家来了一个客人刘清洪，这是刘鸿生的远房堂弟，在刘氏的大中华火柴公司里供职。刘清洪到后讲明来意，请刘鸿生的二儿子刘念义和四儿子刘念智第二天去见一个人，这个人正是之前与刘鸿生打过交道的日本邻村株式会社的火柴厂商代表植田贤次郎，而这一次植田的身份是日本军部特使。刘鸿生没有想到，之前与自己有过合作的植田贤次郎竟然是个日本特务，而自家的亲戚刘清洪现在竟然给一个日本特务当说客。面对日本特务的“有请”，刘鸿生很是担心儿子的安危，但碍于时局又不能直接驳回。两个儿子临行前，刘鸿生嘱咐刘念智一定要小心行事，避免激怒植田。
很明显，日本人是看上了刘家的企业价值，看上了刘鸿生在上海滩的影响力。这个卖国贼，刘洪生是一定不会做的，不过刘鸿生多年叱咤上海滩的经验告诉他，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到了必须离开的时候。就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为了防备不测，刘鸿生的离沪行动就连自己的妻子也不知道。
1938年的一个冬天，这个亿万身价的沪上大亨只带了一只小皮箱，用羊毛围巾遮住了半张脸，压着帽子，登上了太古轮船前往香港。刘鸿生回头望了望用日军探照灯照亮的外滩，一幢幢楼房一个个仓库都是曾经自己的心血，而如今不得不说“再见”。刘鸿生走后的第二天植田就得到了消息，他挎着军刀满脸杀气地来到了刘家，宣布所有刘氏企业一律由日军接管。
建于1933年的重庆珊瑚坝机场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简陋的机场，不过简陋归简陋，可进出这里的都是一些大人物，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周恩来、叶剑英等当时的中国军政要员都常常从这儿进出。1940年12月底，重庆珊瑚坝机场外，一群记者在寒风中翘首以待一架从香港飞过来的飞机。记者们在等的大人物正是两年前迫于无奈出走香港的刘鸿生。
图第一排左三为刘鸿生
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刘鸿生就接到蒋府的请柬，请他到官邸参加欢迎宴会，蒋介石这个时候请他来，是要他主持西南的工业建设振兴后方经济，保证前线军需和后方日用品的供应。在这个接风宴上蒋介石当场许诺，只要刘鸿生接下这个任务，要钱给钱，要原料就给原料，要人就给人。面对如此诱人的许诺，刘鸿生欣然答应。作为一名实业家，刘鸿生太想把自己那些埋藏在日军战火下的企业工厂重新建立起来，而主持大后方工业生产支持前线抗战也是作为民族企业家义不容辞的。
在抵达陪都重庆的第二天，刘鸿生与蒋介石会面一结束，趁着身价陡升的机会刘鸿生赶紧开始了在重庆重建关系网，进一步加强与实权人物联络的公关活动。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更有发言权，他邀请蒋介石身边的红人陈布雷到自己的企业任职，此人有总裁智囊之称，在蒋介石面前的作用可见一斑。另外，为了确保在之后企业运作的过程中，顺利拿到政府援助款项，刘鸿生更是每周一上午九点必到财神爷孔祥熙府上报道，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闲聊。
和抗战前一样，刘鸿生首先新建火柴厂，在火柴行业他本是龙头老大，所以做起来轻车熟路相当顺手。而作为大后方当时唯一的一家火柴厂，一经建成收益颇佳，产品远销川黔两省以外。有生意兴隆的火柴厂做基础，刘鸿生决定把在香港时就筹划的新建毛纺厂的想法付诸实施。一来他在上海办过章华毛纺厂，有设备有技术；二来战争时期军队的军服需要有人供应，大后方几个省老百姓日常生活也有需求。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开设新厂重新购置生产设备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一个办法，把上海章华毛纺织厂的生产设备从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偷运到大西南，刘鸿生把这个千里火线运输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四儿子刘念智。
早在1936年，刘念智回国的时候，刘鸿生就安排他到自家的码头从一名小会计做起，为了在码头上打开局面，交好杜月笙可以说是一条捷径。刘念智在父亲的提醒之下，当起了杜家两位公子的家庭教师，专门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陪两位杜公子吃西餐、讲英语，甚至教会了他们网球和桥牌。三个月过后，杜月笙亲自给刘念智下帖邀请他到府上用餐，有了杜月笙的认可，刘念智再走到码头上的时候，那些歪戴帽子的暗探和青帮的差役再也不敢叫他四小开，而改称他为四先生。正是通过杜月笙的疏通刘念智顺利地将上海章华毛纺织厂的500吨设备运到了租界，因为当时国内的航线已经全被日军霸占，想把这些设备运到重庆只有一个办法，取道仰光，再从仰光运回重庆。
1940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局长俞飞鹏是蒋介石的亲戚，刘鸿生亲自写信给他，提出毛纺厂为供应前线军服的制造急需早日将这批设备运往重庆，希望运输统制局能特派车辆承运这批设备。谁知这封信发出了一个月后于局长才给回复，说是运输统制局的车得优先抢运军用物资，暂停商运，拒绝帮忙。带着委员长的手谕，刘念智亲自赶到仰光解决运输问题，然而情况却让他大失所望。
当时中国远征军已经入缅作战，各种军需物资都十分紧张，交通运输更是乱作一团，在仰光什么孔祥熙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虞洽卿的三北汽车公司，甚至还有戴笠、杜月笙手下的各种运输单位全都等在那里，人人都拿着份委员长手谕。西南运输公司更是管理混乱，贪污成风，哪管你是真的军需用品还是私人用品，谁给钱谁跟俞飞鹏关系铁谁就先运。万千危急之下，刘念智决定自购汽车用自己的车队冒着日军的轰炸危险，翻山越岭完成了这次千里漂移，真是虎父无犬子。
通过关系刘念智买来近20辆美国产的道奇牌重型卡车组成运输车队，从滇缅公路回到国内。要知道这条线路本来就异常难走，全程几百公里都是盘山路，最窄的地方只有一个车身的宽度，而另一边就是万丈悬崖。不仅如此，刘念智的车队还要日夜兼程躲避日军，不幸的是在行驶到保山惠通桥上的时候，车队被日军飞机发现瞬间炮弹从天而降，车队中两辆卡车被炮弹击中三人失踪，一人重伤致死。
历经千辛万苦从上海拆卸和世界各地进口的机器设备终于在1942年初全部抵运重庆，正当工人们欢欣雀跃准备开工时，刘鸿生再次为资金问题陷入了苦恼。当时通货膨胀已愈发严重，物价上涨的厉害，银行的利息陡然提高，还限制了贷款期限，无奈之下企业大王只得再次求助孔宋两家，孔祥熙宋子文给的答案也很简单，入股可以借款不行。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年的刘鸿生这时才发现，刚到重庆时蒋介石许诺的“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不过是一句空话，帮他办场不过是这些官僚资本家们大发国难财的途径罢了。为了公司的资金能够周转工厂可以生产刘鸿生只能同意，就这样刘鸿生的中国毛纺织公司成为了由官僚资本控制的企业。
由于质量很好，中国毛纺织厂的产品非常畅销，他们承揽了制造当时公务人员的制服呢的订货。1942年到1944年间一共卖出制服呢1600公尺，不仅如此，中纺厂在几年间还生产了大量军服，为前线抗战的中国军人们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刘鸿生的辛苦没有白费，他青年时代立下的实业救国理想也都实现了。
1945年8月，敌后抗日战场开始全面反攻，人民军队攻势如潮，锐不可当。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队也从广西江西发动反攻。转眼间，距离刘鸿生1938年从香港飞来重庆已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刘鸿生在工业落后的重庆建立了华业和记火柴公司、大中国火柴原料公司、中国毛纺织厂，还在兰州建立了西北洗毛厂，又在贵阳设立了氯酸钾分厂，昆明创建磷厂，刘鸿生组织运转起来的这些工厂帮助战争中的中国政府和人民渡过难关，其意义之大不言而喻。
新中国成立后，刘鸿生应周恩来邀请再次回到上海，与新生的人民政府一起在他的发迹之地重振了刘氏企业。时至今日，虽然刘鸿生当年的产业没有保留下来，他的子女们大多已经远走海外，但刘鸿生当年实业救国的传奇故事依然流传并激励着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