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反击战
中印边界全长约1710公里，通常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整个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英国埋下中印边界纠纷的祸根
中国与印度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交往和友谊，双方的地图均按照传统习惯线划定边界，两国人民共同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然而，英国统治印度后，英属印度当局将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事实，擅自划定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埋下了中印争执的祸根。
1947年，印度独立后，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麦克马洪线”，还企图侵占中国政府管辖的领土。西藏地方政府认为，印度脱离了英国的管辖，西藏也应摆脱英国侵占的特权。为此，西藏地方政府与印度驻拉萨的“代表处”进行了交涉，但印度政府以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宣布要继承英帝国的“麦克马洪线”划定。尽管英国侵略者炮制了“麦克马洪线”，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敢侵入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地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印度趁中国抗日战争困难之际，派兵侵占了瓦弄、噶拉塘等地区。1951年2月，印度政府趁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内务和抗美援朝战争之机，派兵越过西山江、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行使管辖权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搬迁。在侵占达旺前后，印度还侵占了“麦线”以南的马果等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地。基于此，印度政府于1954年将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建立“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正官方地图，将“麦克马洪线”标定为“已定界”，使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
在中印边境中段，印军除了占领英国殖民者侵占的桑、葱沙两地外，1954年又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1955年侵占了波林三多；1957年侵占了什布奇山江及附近的草地；1958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印方在中印边境中段共侵占中国约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中印边境西段，1951年前后，印军趁中国军队刚进入阿里地区之际，侵占了受泥山江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449平方公里的土地；1954年以后，印军又侵占了巴里加斯。
目前，中印边境有争议地区总面积为12.5万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9万平方公里，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约3.3万平方公里。相比之下，中印边界中段问题较少，几年前双方已交换了实控区地图，边境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
尽管印度在边境上不断侵占中国领土，中国外交部曾多次向印方提出交涉和抗议，但由于中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从1951年至今，中印边境地区基本保持平静。然而，1959年3月，在西藏平叛胜利后，印度当局对西藏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采取了支持态度，给两国关系投下阴影。印度政府故意挑起边境争端，制造紧张局势，导致中印关系严重恶化。
在1950年至1951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阿里，随后在1956年至1957年期间，中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筑新藏公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印度政府并未对中国的行动提出异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印方开始声称该地区属于印度，并无理指责中国“侵占了印度领土”。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的中国领土总面积要求约为12.5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面对中国政府的拒绝，印度当局继续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试图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在东段，印度军队于1959年4月25日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接着在4月28日占领了塔马墩，8月13日又侵占了兼则马尼（沙则），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多个哨所。紧接着，8月25日，印军挑起了朗久事件，向我驻朗久附近的工作队开枪射击。中国军队进行了还击，导致印军两名士兵毙命，印军在遭受重创后于27日仓皇撤退。
在西段，1959年10月20日，三名印军在空喀山口非法越境侦察，遭到我边防巡逻队的扣押。次日，60多名印军越境围攻我巡逻队，双方发生激烈交火，我方在击毙印军9人并俘获7名后，印军余部狼狈逃窜。这一事件被称为空喀山口事件。
印度政府借助朗久和空喀山口两次事件，掀起了反华浪潮，并在当时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辩论中对中国进行诬蔑。从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军在西段边境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中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这些据点有的距离我军哨所仅几米远，有的甚至建立在我军哨所的后侧，切断了我哨所的后路，形成了印军入侵据点与我军边防哨所犬牙交错的对峙状态。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再次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并在扯冬地方建立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方向，向北推进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作为边界。
面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中国政府始终以亚洲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采取了克制和忍让的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印度媒体对此战斗的总结指出，战斗发生在海拔425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印度军队缺乏冬季作战装备，同时又深陷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更为致命的是，尼赫鲁和他的国防部长梅农误判了形势，错误要求部队在中印边界执行“前进政策”。
鉴于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中国西藏地区与印度在宗教和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1952年6月14日，周恩来在中国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针对印度政府多次提出的在西藏的各种“权益”，向印度驻中国大使潘怩加提出了一个原则和一项措施。周恩来指出，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现状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而新的印度政府对此并不负有责任。英国政府与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产生的特权，现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应通过协商重新建立。
1953年12月，周总理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他强调，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应遵循这些原则。印度代表团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然而，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同年9月8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在信中强调，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皆因印军的越境挑衅而起，印度方面应对此负全责。他希望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官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尽管如此，周恩来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努力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继续前进。在离开新德里前，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六个共同点或接近点。他建议将这些共同点或接近点明确下来，以便于两国政府进一步商谈。然而，印方对此仍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导致双方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从1960年8月至10月，中国曾多次建议中印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中印边界问题。然而，印度政府却坚持要求中国从西段的大量领土上撤出，甚至将中国东段“麦线”以北的扯冬地区的撤出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一立场无疑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面对印度军队的不断挑衅和对祖国领土的侵占，中国政府和边防部队始终坚持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耐心，并采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
当印军不断侵占中国领土并频繁挑起边界纠纷时，中国政府指示边防部队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另一方面则必须做好应对印军进攻的准备。在印度政府采取强硬立场、调兵遣将、集结军队的情况下，中央军委曾适时告诫边防部队提高警惕，增强防御，防范印军的进攻。当印军大肆占领中国领土、逐步推进并严重威胁到中国边防部队的安全时，毛泽东主席指示道：“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
随着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情绪高涨，挑衅行为愈演愈烈，和平谈判的渠道被完全堵塞。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并为中印边界问题的谈判创造条件，决定对入侵的印军进行反击。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迅速进入战备状态。为了组织和指挥自卫反击作战，西藏军区成立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指挥成员包括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等。与此同时，新疆边防部队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
在接到中央军委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以迎击印军的大规模进攻。这次反击作战发生在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喀刺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地区。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作战条件极为艰苦，给作战行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在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当天，中国驻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奉命开始自卫反击。在东段，西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沿克节朗河右岸展开进攻，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两翼攻击、迂回侧后、分割包围等战术，成功攻占了枪等、卡龙、沙则、仲昆桥及章多等地。接着，部队分成五路南进，于25日进占克节朗地区，切断了入侵印军的后方基地达旺。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西藏边防部队全歼印军第7旅，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吒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驻守吕都、林芝、山南地区的边防部队也在反击中拔除了入侵印军的据点，夺回了易古通、哥里西娘等地。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针对印军正面宽、据点分散、间隙大的弱点，采取逐次转用兵力攻坚拔点的战法，全歼了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的印军。随后，他们趁势拔除了班公湖南北两岸及其以北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新疆边防部队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成功拔除37个印军据点。
经过一个月的战斗，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于22日零时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开始后撤，至1963年3月1日，全部撤至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的地区。这一举动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先例的，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在整个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军队歼灭了印军3个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歼灭了印军3个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并歼灭了印军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造成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伤亡，俘获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其中校官26名、尉官29名）。中国边防部队在战斗中阵亡722人（
其中军官82名、士兵640名），负伤697人（其中军官173名、士兵524名）。这一场战斗不仅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捍卫，更是对中国人民意志的体现，展现了中国军队在困难条件下的顽强作战精神。
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军队的战斗成果显著，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包括飞机5架、坦克9辆、汽车437辆、各类炮兵装备如88mm加农炮13门、88mm榴弹炮36门等。此外，还缴获了轻重机枪631挺、长短枪5772支、火箭筒112具等武器，显示出战斗的激烈程度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这场战争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这场战争是由印度试图以武力解决边界争端引发的，体现了强烈的政治军事性。中国政府始终主张通过平等协商和和平谈判来解决争端，而印度则坚持扩张主义，拒绝和平解决的途径。这种背景使得战争的军事行动与政治、外交斗争紧密相连，军事胜利为后续的政治和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虽然中印双方在力量上各有优劣，但整体来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显著高于印度。中国军队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在政治素质方面，明显优于印度军队。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形成了高政治觉悟、严格组织纪律和顽强战斗精神的队伍。这种优势为中国在战争中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战争发生在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特殊地理环境中，恶劣的自然条件对军队的作战行动造成了严重影响。部队的集结、机动、指挥和协同都面临困难，战场容量小，容易出现非战斗减员，武器技术性能受到限制，后勤补给困难。因此，战胜恶劣自然环境成为取得作战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四，战争在中国西部边疆进行，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和宗教政策对战争的影响重大。只有高度重视民族和宗教工作，才能取得边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西藏和新疆的边防部队在长期的民族工作中，得到了当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最后，战争中，中国边防部队的后勤补给主要依赖内地，面临长途运输和交通不便的挑战，这对战役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构成了制约。而印度军队则因后勤基地靠近战场而具备一定的优势。面对这些困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采取了高瞻远瞩的决策，充分发挥中国军队的政治优势和战斗精神，集中优势兵力，最终在中印边境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综上所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政治、外交、民族政策和后勤保障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的复杂斗争。这场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彰显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的团结与坚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