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梁八柱，撑起了一个土匪世界
东北土匪，常被称作“胡子”，而这一称谓的由来，众说纷纭，且都颇有渊源。
《鸡林旧闻录》中提到，清朝中末叶时，“东三省马贼，号红胡子”。其原因有三：一则彼时多用土枪，枪口塞系红绒，射击时红绒衔于口，远观似红须；二则匪人行劫时常戴假红须以威慑他人，如同梨园《新安驿》中的扮相；三则因俄国流放罪人多居于边界，常越界与匪人勾结劫掠，俄人多须且红，故而得名。但该录也提及“谓胡子之名最当，盖以胡地而言矣”，这是源于中原人对北方“胡地”的称呼。
《奉天通志》（卷九十七札俗志）亦有相关记载。其称胡子即强盗，说法有二：其一，明代时汉人将东北夷称为“胡儿”，当时胡人常越界掳掠汉人，汉人见之则称胡子，胡子即胡儿之意，后逐渐演变为强盗的代称；其二，往昔强盗抢劫时，为防他人认出，常戴假面并垂挂红须以作遮掩，所以又被叫做红胡子。
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过去强盗们成群结伙打劫时，常常藏身于树上，手中紧握着“大抬杆”这种老式枪支。由于要防止枪药从枪口滑落，当他们在树上向下瞄准目标时，就会顺手在裆部薅一把，用那些“毛”“胡”之物将枪口堵住，于是民间便有了将这类强盗称为“胡子”的说法。“胡子”确凿无疑地成为了北方强盗的专有代称，此外，他们还被叫做“胡匪”“马贼”或者“马胡子”，所指的均是这一类强盗团伙。
在胡匪的组织架构里，依照职责分工的不同，划分出了四梁八柱。不过，关于四梁与八柱各自的具体名称以及详细分工，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一样的观点与阐述。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四梁实际上是八梁，包含了里四梁与外四梁，而在这八梁之外还另有八柱。具体的构成与职能如下：
顶天梁：也称作通天梁。其属于里四梁当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是整个匪绺的总首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当家的、大柜等等。他是匪绺群体中的最高权威，在某些地区也被称为大掌柜的或者大哥、大缆把。他手握本绺子内部的生杀予夺大权，其所说的话、所做出的决策都极具权威性，往往主宰着整个绺子的行动轨迹、未来命运以及各类活动的性质走向。大当家的在为匪方面的本领高强，能让绺子里的全体成员由衷折服，因而所有人都对其绝对服从。二当家的通常被叫做二柜，主要职责是协助大当家的对绺子进行指挥调度，当大当家的因故不在绺子中时，便会代替大当家的行使相关权力，或者接受大当家的指令，率领绺子外出单独开展行动，并且大多时候还掌管着绺子内部钱财物资的保管与分配事务，一般而言，二当家的多为有丰富经验的惯匪出身。
转角梁：亦被称为文明梁，位列里四梁之中。其角色如同大当家的智囊军师，在匪帮中被称作搬舵（或翻垛）先生。这位搬舵先生精通八门推演之术，每当匪绺策划大规模抢劫行动前，都要先由他进行占卜，以此确定行动的具体时间与方向，旨在祈求行事顺遂、吉利。
迎门梁：同样属于里四梁。此乃绺子里的炮头或炮手，其枪法公认最为精湛。在外出抢劫行动时，总是冲锋在前，担当先锋角色；而在需要退却逃离之际，则负责垫后掩护，确保匪众安全。每当有新人挂柱入伙时，也是由炮头出面考察其枪法水准。
狠心梁：又称作秧子房掌柜，也是里四梁之一。其主要职责是看管押解绑来的人质，并且负责对人质进行拷打，以达到勒索赎金的目的。
外四梁：涵盖扶助梁、赤火梁、驼骨梁、照应梁。他们分别是掌管绺子里枪支、弹药、马匹以及负责打探消息的小头目，各自在其负责的领域内把控关键事务，维系匪绺的日常运转与行动开展。
扫清柱：也叫总催，是八柱之一。在率匪攻打有防御工事的目标或在突围逃跑时，承担殿后的重任，以其勇猛和果敢保障匪队主体的安危与行动顺利。
狠心柱：又称棚炮头，作为小头目，带领普通匪徒外出实施抢劫绑票行动，在具体的掠夺行动中发挥关键的组织与执行作用。
佛门柱：也叫水香（箱）、小柜。在匪帮驻扎下来时，负责指挥站岗放哨事务，以一柱香的时长为一班岗，进行轮替安排。并且在平日里，还肩负着打探军警行动动向的任务，为匪绺的安全与行动决策提供情报依据。
白玉柱：又称马号。主要负责管理匪徒们的坐骑，包括马匹的饲养、调配等事务，确保马匹在匪绺的行动中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以适应诸如快速转移、长途奔袭等各类需求。
青天柱：也叫做稽察，其主要职能是掌管匪绺内部的各种规矩，确保所有成员都能遵循既定的规范行事，维持匪帮秩序。
通信柱：又称传号。其总是伴随在大柜、二柜身旁，负责将大柜、二柜下达的各种指令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全绺上下，使整个匪绺行动协调一致。
引全柱：也叫粮台或帐房。当匪绺安营扎寨、窝住下来时，便由其全力张罗众人的吃穿用度等生活所需物资，保障匪帮的基本生活运转。
扶保柱：也被称为崽子，属于一般匪徒里的骨干成员，在各项行动中能发挥较为重要的支撑作用。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里外四梁合起来就构成了八柱，而上述说法中的扶保柱即崽子，并不在八柱范畴之内。并且大柜、二柜也不属于四梁八柱，他们处于四梁八柱之上的特殊且尊贵的地位。具体而言：土匪的总首领称作“大当家的”，也叫“大掌柜的”。在绺子内部则习惯称“大哥”、“大柜”。
倘若绺子较为正规，还会设有“二柜”，也就是二头目。其下再设置四梁八柱。四梁分为里四梁和外四梁，合起来共八柱。
长白山区土匪活动的历史长达近半个世纪，在此期间所形成的组织机构相对完备，尽管各地内外设置的名称略有差异，但实际内容却大体相同。
例如里四梁包含“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有些绺子将“翻垛的”称为“叫将员”。处于底层的普通匪徒则被称为“崽子”。“炮头”必须“管直”，也就是枪法精准，需达到百发百中的水平才行。因为每当面临关键时刻，“炮头”常常能够凭借一枪扭转局势、决定成败。而且“炮头”还得胆量过人。长白山区流传着诸多类似的传说：某“炮头”正在屋里专注看牌时，“料水的”（放哨人员）匆忙跑来报告：“跳子（兵）来了！”炮头脸色一沉问道：“来了多少人？”“大概 20 人！”“你们先滑（快走）！”然后他不慌不忙地点上一袋烟缓缓吸食。当院门被砸开，一队士兵瞬间涌到门口，枪口齐刷刷对准他时，他只是冷笑一声说道：“兄弟们请了！”紧接着一脚踢翻桌子，趁着众兵躲避的瞬间，他双枪齐发，随后在炕上迅速一滚，从后窗跳出成功脱身。他的枪法精准无比，弹无虚发，使得那些追兵心生畏惧，无人敢贸然前去追赶。这类故事或许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人们的渲染与加工，然而却也生动鲜活地勾勒出了一个“炮头”的大致形象轮廓。
在里四梁之中，除了“炮头”以外，还有“粮台”这一重要角色。粮台主要承担着为绺子筹备吃喝等物资的职责。长白山区森林广袤无垠，而人口却极为稀少，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想一年四季都保障好众多人员的粮食与蔬菜供应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冬春这两个季节，更得抓紧时间进行抢夺与储备。在人数多达上百人的大型绺子里，粮台肩负着极为重大的责任。有时到老百姓家中用餐，粮台还需要留意饭菜是否被下毒，以及这家人是否患有传染病等情况，以确保匪众的安全。
“水香”在里四梁中占据着第三把交椅。那为何会被称为“水香”呢？这其中的渊源可谓颇有来历。在古代的时候，并没有如今我们所使用的钟表，当时计时完全依靠漏壶和香炷来完成。漏壶是用铜精心制作而成的，分为播水和受水两个部分。播水壶通常有 2 至 4 层，每层都分布着小孔，水能够从这些小孔中缓缓滴下。滴下的水会流入受水壶之中，受水壶里设置有立箭，箭尺上面刻划着 100 个刻度，随着受水壶中蓄水的不断增加，便可以据此标记出时间。这种利用水滴来表示时间的方式，或许就是“水香”之“水”的由来。除了采用滴水来计时之外，当时也常用焚香来计算时间，例如“一炷香时间”，这就如同后来人们所说的“一袋烟工夫”一样，都是用来大致估算时间的表述方式。通过点燃香来计时大概便是“水香”的“香”字的起源所在。水香主要负责管理站岗以及放哨等事务，比如确定什么时候设置“卡子”，什么时候进行换岗等。每当成功砸开一个窑（也就是攻打下一处目标）后，水香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布置放卡子，以此来防范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翻垛的”（也有被称作“叫将员”的）在里四梁当中处于末位将军的角色。翻垛的相当于绺子里的军师，也就是大柜的参谋长。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要懂得天文地理知识，还得会推算生辰八字。每逢有行动之前，都要由他来预测吉凶祸福、分析酒色财气等情况。倘若遭遇险情，同样也要依靠他来祈求神灵给予指点，以帮助匪绺找到应对困境的方法。
绺子除了里四梁之外，还设有外四梁。外四梁包含“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千的”、“字匠”等角色。有些绺子还另外设有“稽查”和“马号”。
“秧子房”，亦被称为“票房子”，是专门用于关押人质的所在。负责管理此地之人便是“秧子房掌柜”。土匪绑架人质有时数量颇为可观，多达几十人。例如民国 9 年，“长江好”匪帮于长白县二十二道沟和二十三道沟一次性绑架了 32 名人质；次年 2 月，又有第二次绑架，人质数量多达 64 人。民国 16 年 10 月，大刀会首领张宗耀活捉匪首侯天一（“青山好”匪帮）时，一次性解救出 18 名人质。同一年 11 月，临江县板石沟大刀会首领从巨匪“老得江”的票房子里救出 20 余名人质。从这些事例中，足以彰显土匪“秧子房掌柜”的职责所在。从事这一职务的人，多数都心狠手辣。无论被绑架的人质怎样苦苦哀求，他们都不会心生怜悯，因为若发了善心，便难以获取丰厚的赎金。有时他们甚至会凶相毕露，做出割下人质耳朵、鼻子等残忍之事。对于那些失去利用价值的人质，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撕票（将其杀害）。
“花舌子”作为外四梁中的联络员，承担着给人质的亲人家属送信以及讲价的任务，其会依据大柜的指示，想尽一切办法从票户家中获取钱财。民国 11 年，临江六道沟木厂掌柜傅永财为匪首“红子”充当花舌子，首次从徐三合家索要了 1300 元小洋钱，5 天后又再度索要 1700 元，才将徐家的长子送回。而第一次索要的钱款竟全部落入了他个人的腰包。由此可见，花舌子首先要查明被绑人家的经济状况；其次还得能言善辩，擅长伪装，从而让票家心甘情愿地掏钱。
外四梁中的老三是“插千的”，在长白山区的胡匪群体里，也有将其称为“稽查”的。这类人必须胆大心细，善于勘查“砸窑”（攻打目标）的目标地点、路线等情况。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需要具备如同时迁那般的精明能干，他们自身的素质高低往往能够决定行动的最终成败。
“字匠”主掌文墨之事，在八柱中位居末席，相当于绺子内部的秘书与书记官，但凡涉及文字方面的工作都由其操办。长白山地区一些大型匪帮会豢养这类有学识之人，他们中有的能写一手颇为像样的毛笔字，甚至还能够模仿他人的笔体，有的还擅长刻制印章。每当给票家送去“海叶子”（即信件）时，均出自“字匠”之手。凡是收到的文字材料，也都由“字匠”来进行解读处理。
部分绺子由于头目对这套编制不太了解，又或者绺子本身势力较为弱小，便出现了许多组织机构简化的土匪帮派。比如仅有“大柜”，而不设立“二柜”；“炮头”与“水香”的职责由一人兼任；有的设置“叫将员”，其既是“字匠”又充当“翻垛的”；“稽查”一人既负责勘查又承担说票的任务；还有些设有“马号”，专门管理马匹车辆等事务。
土匪绺子里的普通成员，被称为“崽子”。“崽子”必须绝对服从大柜、二柜以及里四梁、外四梁下达的命令。作战时，要在前方奋勇拼杀，撤退时负责垫后掩护。当绺子“压”（驻扎）下来时，需承担站岗放哨的任务。到了年终或者猫冬时节，也会依据各自所得份额的多少分得小份子。
无论四梁八柱的具体称谓怎样变化，东北土匪绺子具备一套严谨缜密的组织体系是确凿无疑的。此组织体系，一方面彰显出匪帮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实则是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在匪伙群体中的映射与留存；另一方面也表明，土匪们出于生存需求考量，进而实施了诸多举措，而这样的组织体系正是在长年累月的土匪行径实践里逐步总结提炼并最终确立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