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矿难”：当草根的财富梦碎

比特币“矿难”：当草根的财富梦碎

在他们的金矿开采中，他们更多地依靠知识和理性，而不是依靠基层阶级对财富的极端渴望和直觉、无所事事地向前迈进的勇气以及比特币的“信念”。然而，政府于2021年6月18日发布的比特币地雷“清除令”打破了这一信念。

断电的矿

站在四川省甘孜州的一座山顶上，俯瞰不远处的山坳，你可以看到雅砻江像北欧神话中的伊芬格尔河一样向东蜿蜒，将两个世界完全割断：河的这一边是古老的藏族村落，空地上的棕色和白色的望塔，谷物干燥场周围的祈祷旗在蓝天下飘落；在另一边，有三个六层楼高的银色钢结构，矗立在丛林中。建筑的两侧都覆盖着一层银色、灰色和黑色的钢瓦屋顶，反映出中午川西不安的光点。运动与静止、原始与现代、自然与工业在这里荒谬而和谐地交织在一起

如果你走进这些建于后工业时代的钢结构，你会看到数百排铁架，上面杂乱地摆放着长方形的白铁盒。两个裹着黑色材料的冷却风扇暴露在铁盒子外面，风扇上方和周围，两三条厚厚的白色电源线被拖到机身外面，像饥饿的爪子。

这是一个中小型的比特币矿场，矿场中的蚂蚁S19矿机，是矿机中算力较高的机型之一，功耗是3250瓦/小时，即一个小时用电3.25度。一天下来，一台机器要耗费接近80度电。这个位于甘孜的矿场一共有5000台功率相近的比特币矿机，算下来一天要耗费近40万度电。除此之外，它还有1000台显卡机、数百台挖以太坊的A10PRO等。矿场正常运转时，每栋建筑左侧的风扇墙会24小时日夜作响，与不远处的雅砻江一起响彻山谷。几千台矿机机身上绿色电源指示灯连成一片，如水流般此起彼伏。

巨大电力支撑起的矿场收益也是惊人的。这座矿场中的每台S19，按照2021年6月的比特币市价，每天可以产生约149.62元的收益，刨去29.64元的电费成本，纯收益约为119元。其他机器的收益也不低，连算力相对不高的显卡机3070，一天下来也有100元左右进账。粗略算下来，这个矿场每天可以产生70万元的收益——这还是比特币币价持续走低时的利润收入。

不过，这些代表着财富的数据已成过往，矿场如今一片死寂。从2021年6月开始，它就被断电停工了。去年建这个矿场时，股东王盛和合伙人投入1000多万元资金，如今还没回本。他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即使以300万元的价格贱卖，都没人买。因为矿场最值钱的部分在于电力资源，现在没了电，只能把变压器、钢材当作废铜烂铁卖，大概也就能卖个10万元吧。”

矿场之所以被停电，原因在于今年5月以来政府陆续出台的矿场清退政策。

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五十一次会议，明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紧跟着，云南、新疆、青海相继出台政策，全面整顿虚拟货币挖矿企业。那时，四川针对比特币矿场的禁令尚未出台，许多矿场都陆续将矿机转移到了四川。“我们都在等四川的政策，大家的预期原本是乐观的。”

四川省水电资源丰富，2020年4月、5月，四川雅安、甘孜等地政府都曾发文，要开发水电消纳示范区，发展区块链产业。随着四川各地消纳园区的建设与竣工，矿场主们都坚信，四川省政府是支持比特币挖矿产业的，并在将其向合规化方向引导。

实际上，自2013年第一家比特币矿场建成开始，四川省在高峰时期曾拥有占全世界近50%的算力资源。据中国数字采矿协会负责人的估计，在“清退令”发布前，四川省内至少有800万千瓦以上负荷的算力。分摊这些算力的矿场，星罗棋布地分散在雅安、甘孜、天全、黑水、小金、稻城、岭南、乐山、木里、理县、凉山州等地。每1万千瓦负荷的矿场，建设成本在300万～400万元。若把四川看作一个大的矿区，那么其总建设成本达到350亿元。这些矿场的公司总部往往设在成都，成都也因此被比特币圈内人士称为“算力之都”。

但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2021年6月18日，四川省发改委和省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清理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的通知》，要求相关电力企业在6月20日前甄别、关停一切与挖矿相关的项目。四川没能成为中国比特币矿场最后的庇护所。

“自由”的比特币

秦鹏是中国第一批接触比特币行业的人之一。在2012年第一次听说比特币后，他请专家研究这一“金融产品”，并决定在明年筹集资金建造一座矿山。原本专攻期货交易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尽管比特币点对点和分散化的概念符合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缺乏任何组织监督的绝对自由将导致人性中最原始的贪婪。此外，比特币的基础技术足够安全，可以与数亿甚至万亿的市值相媲美，这两者都表明了比特币的可控性“正是因为比特币完全由市场定价，就像空气一样。没有人能清楚地告诉你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以及大资本希望它值多少钱他的判断很快得到了证实，“从2016年到2017年，中国有一个叫‘韦邦’的小团体。该集团持有的比特币份额占当时比特币总量的很大一部分。因此，这两年的微帮派可以说能够控制比特币的价格。每当他们听到政府想要压制比特币时，这群人首先会兑现，然后利用公众舆论创造动力。例如，他们贿赂媒体传播“比特币是骗局”的消息，引起市场恐慌，并要求散户投资者出售。当比特币价格几乎下跌时，他们抓住机会抄底，用资本提高比特币价格，重现一波趋势，并在高水平上套现。今天，这样大的资本仍然存在，但它掌握在华尔街那些人的手中。”

在秦鹏看来，比特币没有实际价值，这与市场上那些短命的虚拟航空币没有根本区别。区别只是它出现在第一位，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和最大的市场共识，因此在全世界都形成了很高的认可度。许多民间玩家坚信比特币永远不会归零，关于比特币的游戏将永远持续下去。

2013年进入采矿界并从事采矿业8年的段超告诉本报记者，他认为国家打击比特币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包括碳中和、节能减排。在之前的中国矿业分布图中，除了四川丰富的水电以及青海部分地区的太阳能外，其他大部分地区都依赖传统的火力发电，这消耗了大量的电力。其次，除了税收，比特币相关产业在技术和产业结构方面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价值。相反，它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家带着资本进入，扰乱了实体经济

此外，比特币对稳定的金融秩序构成了威胁。2020年是数字人民币发行的第一年。次年4、5月，人民币汇率进入快速升值阶段。国家金融部门非常警惕针对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市场投机行为。虚拟货币涉及的相关金融渠道绕过国家监管，对人民币汇率控制构成巨大风险。此外，比特币的势头过于强劲，使得无数不了解市场的中小散户竞相进入，也威胁到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民众的财产安全。段超认为，从这个角度看，对全国比特币及相关矿业的打击是中央政府对比特币相关产业警惕性的集中体现

然而，比特币及其周边矿业就像冥河上的三头怪物凯尔伯勒斯，在个人愿望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差距中，这一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每次重拳出击的政策使该行业陷入低迷，许多参与者都会逆市进入市场。这些人拥有与比特币相同的野蛮增长能力。他们认为，在这个与未来有关的神秘行业中，有着不屈不挠的机会和高额利润，这是任何传统行业都难以比拟的。只要他们保持冷静，敢于战斗，他们的勇气就会得到回报。

入矿圈的人

于子莫就是在2017年10月，比特币“9·4”大跌之后入的行。他今年33岁，发型精致、穿着干练，皮肤被长年的风吹日晒打磨得黝黑粗糙，与生人说话时总有些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总是抿着嘴，一对酒窝时而显现，流露出一丝与年龄和身份不太相符、略显羞涩的学生气。

于子莫告诉，他第一次听到比特币这个词，是在某一天的《新闻联播》里。上网做了进一步的了解后，做过电商生意的他敏锐地嗅出了其中的投资价值：“当时觉得它背后是先进的区块链技术，可能代表着某种未来的信息发展趋势。既然有这样的技术支撑，那么比特币应该是能火的。”

实际上，这或许就是于子莫对比特币全部的了解。他生在四川乐至县一个贫困农家，读书不多，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由于小时候家里穷，姐姐早早被送给别人家，家里全靠父亲常年在工地做临时工，母亲帮人浆洗衣物赚取微薄收入维持生计。于子莫从小深知贫穷带来的痛苦：“常常连饭都吃不饱，自己的衣服永远是哥哥穿过改小的，看到别的小伙伴都穿着整齐漂亮的衣服，心中十分羡慕，又有些自卑。”

因为家里穷，他在高中三年级时被迫辍学去工作。他仍然为没能参加高考深感遗憾。他觉得早年的许多不幸和遗憾都与经济问题直接相关。后来，通过成人高考，于子默考入了一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准入门槛低、财富快速增长的行业，以帮助自己和家人尽快摆脱贫困的阴影

决定进入比特币后，余子默从朋友那里借钱，加上所有储蓄，开始炒硬币。当时，在该国推出比特币后不久，货币价值极不稳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余子默损失了10多万元，只有4万元。虽然损失惨重，但在投机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围绕硬币圈的采矿圈行业，并“知道比特币仍然可以挖掘”。进一步了解后,他觉得矿工的收入比较稳定。只要机器还在运转，他每天都能赚钱，所以他决定自己买一台机器来开采

起初，他用的是一台显卡机——他在数字广场买了一张显卡，组装了几台显卡机，租了一栋房子，开始掏钱。挖了两个月，光电费就花了两万多元。起初，有一些利润。第三个月，货币价格下跌，电力投入超过产出。他卖掉挖出的钱，向朋友借钱。他凑足20万元，以3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几台专业采蚁机。根据当时的货币价格,于子默估计他的回归周期应该是三个月左右。然而，购买机器后，比特币的价格一路下跌，收入仍然无法支付机器和电力的成本。2018年3月，他不得不以半价出售所有采矿机械

在了解到在采矿界创业的困难后，余子默决定不独自承担采矿成本和损失，而是与其他现有矿山合作并充当中介。所谓中间商，主要是帮助矿山吸引投资，看看哪些公司或个人拥有采矿机，需要找一个托管位置，并帮助双方谈判和签订合同以获得佣金。这是一个看起来与实体企业销售非常相似的职业，但由于该矿的收入和利润规模相当大，成功的比特币矿经纪人可以获得的佣金远远高于实体销售的佣金金额。

2017年，位于内蒙古的一个比特币矿场

余子默的第一首单曲非常难。他性格内向，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当时，他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与采矿机保管人和矿山双方讨论合同条款。他不得不每天修改合同的细节，直到深夜，并前后修改了十几个版本。他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在合同最终签订的那天，余子默的心情出人意料地平静

双方讨论的最终付款时间是12:00和11:45。当他收到中国银行的短信时，他仍然坐在他朋友的车里，车停在一家购物中心的地下车库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是隐约感觉到一连串的命运在微微颤抖。根据短信，余子默的账户被贷记100万元，这是双方协商的存款。换言之，甲方同意在下一年委托Zimo矿山的数万台采矿机进行投资促进——他的第一笔生意已经谈妥

没有摇头丸或救济。余子默突然想起，他已经好几天没认真吃饭了。此刻，他真的很想吃一碗重庆面。4月，他在购物中心一楼吃完饭后，走出去，在成都的微风中面对面地走着。他闻到路边卖木兰花的老妇人手里的花香。他突然想起了健康状况不佳的母亲和仍在工地上做临时工、搬运石块的父亲。他拿起手机拨了母亲的电话，但一听到母亲的声音他就哭了。那天中午，面对天府大道上的车辆和人群，他边走边哭，完全无视路人惊讶的目光。哭了几分钟后，他说：“妈妈，我儿子有钱，我儿子终于可以养活你了。”

信仰它

一个订单，100万元进账，这只是比特币产业里非常微小的一个创富故事。在矿圈，还有更多翻天覆地的传说。从2017年底开始，比特币价格先是暴涨，2018年是一整年的低迷，到2019年止跌回升，2020年“3·12”暴跌，再到2020年底、2021年初又创历史新高，无数人的命运在这看不见的货币起伏中跌宕，但人们更愿意看见和传颂的，是那些获得财富的神话。

枫姐，50多岁，出生在安徽省一个偏僻的农村，只上过初中，18岁便嫁了人。结婚后，为了顺应当地传统生下一个男孩，她吃过很多苦。孩子长大后，她心里的某种意识渐渐苏醒，觉得不想被家庭琐事埋葬一辈子，于是1997年来到北京中关村，从做电脑生意和开网吧开始，2017年2月进入矿圈，做二手矿机买卖。4年间，比特币价格经历了几轮涨跌，矿机价格也随之跌宕，但枫姐不退反进，最难的时候甚至将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包下了阿瓦隆某个型号的4万台机器。当比特币再次上涨时，这4万台机器为她赢得了4000多万元的纯利润。

2021年7月22日，香港街头的比特币广告

冯丹，40多岁，初中毕业，从事采矿机械行业。去年3月，在行业低迷的时候，她将采矿机械生产巨头蚂蚁集团新生产的10台机器全部承包，并在该型号采矿机械涨价时一批一批地出售，一年盈利30亿

高中辍学的徐强，打扫厕所，贴小广告。他还通过转售采矿机获得了第一桶金，实现了他的“阶级飞跃”理想。如今，他还不到30岁，已成为一家大型公司的股东之一，该公司的采矿计算能力占全球总计算能力的1.5%

在采访中，我们的记者遇到了比特币财富创造神话的几位主角。和于子莫一样，他们出生在贫困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采矿界的金矿开采更多地依赖于知识和理性，而不是草根阶层对财富的极端渴望和直觉、无所事事的勇气以及比特币的“信念”。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相信比特币并把他们所有的财富都押在它身上并不容易。它的兴衰过于频繁和激烈，很难用一些现成的金融知识或传统智慧来衡量决策

徐强告诉记者，采矿机械转售行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利润丰厚、准入门槛低的行业之一。与房地产、医疗、影视等原本需要巨额准入资金的行业不同，从事采矿机械行业的人主要是利用圈子内信息的非公开性和透明性的特点，依靠信息差异来赚钱的：他们通过积累强大的人脉网络，第一时间就知道某种类型的采矿机械在哪里最便宜；机器价格上涨后，它可以与买家联系，买家可以及时食用机器

掌握这些网络资源，转售采矿机器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如果没有太高的资本投资，你可以低水平囤积商品，高水平销售。因此，许多不富裕但有头脑和情商的草根人士会选择从转售采矿机开始，逐渐在行业内积累资源和资本，最终成立自己的采矿公司，建立矿山，成为“比特币大亨”。

在数字挖币中，电脑同样被称为“矿工”

然而，在矿圈，比获得财富更难的是守住财富。这一行特别看重人脉的独家性，因此，矿机商们要不断地在矿圈里结识新的“资源”，他们的生活往往被交际应酬填满。在许强的世界中，矿圈的生意谈判、饭局和聚会占到了大多数，他几乎每晚都流连在KTV、夜总会的夜场酒局中。这既聊以慰藉自己充满不安全感的生活，也是他守住资源与财富的无奈之举。

但无论多么艰难、惊险，在枫姐看来，只要在这个瞬息万变的行业中保持好心态，稳住阵脚，那么几年里，比特币币值的无数次俯冲或者飙升，就是无数个从四百万变成四千万的机会。这是一种信仰——相信比特币在世界范围内一定有着越来越高的共识价值；相信在这种隐藏着巨大利润的产业中，永远有资本在不断涌入；相信这个行业不会死，它的价格一定会涨回来。“相信这点，把收购来的机器扔在仓库里，把心态放宽，静待币价回涨、供需关系变化就好。”枫姐对本刊记者说，“关键是要沉住气、等得起，做什么就要信什么。”

坚持还是离开

但这种坚定的信念只存在于2021年6月18日

“清关令”发布后，即使她像冯姐一样冷静，面对当前的采矿冬天，她仍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不久前，她以65000元台的价格购买了900台机器，但现在已经降到了30000元台。一位来自温州的老板专程前往四川，以废品价格从刚刚被拆除的矿山购买钢材和变压器，打算将其出售给其他工程项目。冯姐说，在过去的半个月里，她的公司的亏损已经不低于6亿美元了，“有一次，我们开玩笑地称采矿机是能下蛋的鸡。当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即使鸡卖不出去，它们至少可以把鸡留着产蛋。但现在，不仅鸡的价格一文不值，而且停电也使人们无法下蛋。当你看到成千上万的采矿机突然变成了废铁，你真的觉得很不真实出海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内矿业公司生存的唯一选择。目前，出海的主要目的地有几个：中亚，那里近在咫尺，煤电充足；俄罗斯，人口稀少；北美，法律法规健全。然而，无论你走到哪里，冲向大海都有很大的风险。

“到处踩坑的概率都超过80%。”中国数字矿业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采矿机械出海时面临着许多风险和挑战：首先是容量不足的问题。即使在中国，也没有更多的电力可供提供，而且海外可容纳的矿山数量甚至是有限的；第二是成本问题。海外电价相对较高。北美地区30万～35万美元MW的建设成本、5%～25%的分配利润和0.5～0.6元kWh的电价使大多数中小矿山企业望而却步。即使在电价相对便宜的中亚和俄罗斯，电价也达到了0.38元千瓦时，远高于四川的0.2元千瓦时。矿山和大量采矿机械的后续运营和维护也需要高于国内成本。更重要的是，海外政治和社会因素是复杂的。在许多地方，采矿机械资产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许多远赴中亚和东南亚的先驱者蒙受了损失。

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比特币交易商店

Yu Zimo告诉我一个朋友把采矿机送到缅甸去挖掘。当地武装部队直接派出几辆车的人，抢劫了一切。其他人则前往俄罗斯建造一座矿山。出人意料的是，施工结束后，当地警察带来了一份纸质文件并将其炸毁。后来我了解到这实际上是一个由警方和当地合作伙伴表演的戏剧。其他人则前往哈萨克斯坦管理采矿机。在运输采矿机之前签订的电力合同在采矿机交付后被第二个业主撕毁。另一方坐在地上开始定价。如果它不同意，它就不会通电

即使这些因素可以避免，矿井的着陆也涉及到诸如对接资源、签署购电协议（PPA）、高压设备建设和矿井建设等复杂问题，“比特兰”是中国最大的比特币公司之一，主要从事比特币采矿机芯片的研发，以及采矿机业务和采矿。虽然拥有丰富的资金和资源，但北美矿山的建设周期最快也只有8个月，即大量采矿机械需要至少停滞8个月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困难是无法克服的障碍。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将企业做大的业内人士，将“矿难”视为新一轮的机遇。中国数字矿业协会负责人梁斌告诉记者，从好的角度来看，国内政府的“清仓令”可以促进中国矿业走出舒适圈，走向更大的海外市场。因此，他更愿意将2021年视为采矿全球化的上升点

然而，像Yu Zimo这样规模小、没有事先规划海外资源的矿主，在“清理令”发布后完全“从天堂坠入地狱”。2020年3月，余子默还修建了自己的矿山，这与其说是他职业生涯的扩展，不如说是他有钱后对单调生活的抵制。在矿里做中间人赚了第一桶金后，于子莫也过着通宵唱歌的生活。白天，他经常呆在家里玩游戏，为国王荣耀中的每一位英雄“买皮”。为了在“吃鸡”的游戏中画一个虚拟的玛莎拉蒂，他可以花费数万元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他也为自己买了一个玛莎拉蒂。但这些并没有让他更快乐。他常常回忆起他小时候黄昏时那些贫穷日子的甜蜜。当时，他穿着哥哥不合身的旧衣服，跟着大一点的孩子翻墙进入邻居的果园偷桔子。有一次，另一方拿着棍子来了，他们分散在人群中，在村子的入口处涉水过河，到了对岸，教成年人无所事事。农历新年期间，他们会挨家挨户敲门，说“龙来龙来，恭喜发财”。门口的大人会给他们一到两块，分发给每个孩子，只要几分钱。但在那个时候，他可以看着手中的桔子或硬币发自内心地大笑。他不明白：既然他有钱了，他终于可以养活他的父母了，但是为什么他不能越活越有精神呢？

“我想我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也许我应该赚更多的钱，否则我真的会失去我的人生目标和动力。”当他决定在2020年建一座矿山时，于子莫借了很多钱，因为他以前赚的钱大部分都被浪费了。资金问题导致该矿建设期一再推迟，直到去年7月才完工。但那时是雨季的结束。很难吸引投资，因此该矿不得不一直闲置

Yu Zimo原计划在今年雨季的4月和5月重新吸引投资。与此同时，他用自己的200台采矿机进行采矿，加速了首都的回归。然而，当新的雨季来临时，他等待的不是新的商机，而是省政府下达的断电“清关令”。这座苦心经营的矿山变成了废铁，“没有人愿意在断电的情况下购买这样一座矿山，即使它是按成本价出售的”。更麻烦的是，他在建矿时还欠了一大笔钱，所以他不得不卖掉他心爱的玛莎拉蒂。然而，60万元的现金远远不够偿还200多万元的债务

这一次，余子默正在阅读德国作家黑塞的名著《悉达多》，这是他去年夏天在英国学习宗教人类学时遇到的一位朋友向他推荐的。在书中，悉达多一度被迫进入了生动活泼、喧闹的世俗生活，但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感到与有意义的现实生活隔绝。在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意识之后，他选择了仔细聆听水声。在感知水声的过程中，他重新发现了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个故事减轻了余子默的真正痛苦。他说他看到了自己-

“2019年，我以为比特币造就了我，因为它让我似乎一下子拥有了一切，但现在当我从一个富人变为一无所有时，我发现这个从零到零的过程实际上造就了我；它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增加了我的宽容度。现在我只想读更多的书，练习书法，花更多的时间和父母在一起；还清所有债务后，我想出国学习人类学，提高自己，融入更大的世界。回来以后，即使政策放宽，我也不想继续做这个行业。我想做一些真正能为整个社会创造价值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为自己赚钱。”说到这里，于子莫正沿着川西蜿蜒的山路行驶，离开他曾经引以为傲的甘孜矿。同时，他的生活也迅速离开了他辛勤工作多年的采矿圈，给他带来了无数的辉煌和凄凉。在过去的四年里，他经历了比特币圈聚光灯下的喧嚣和骄傲，以及熄灯后的孤独和犹豫；怀旧已醉，也经历了磨砺沉淀；他交了朋友，被欺骗了。所有这一切就像矛盾的比特币本身：正面是塑造自由未来的理想家庭的乌托邦象征，而背面是资本家利用人类贪婪吸血的赌场筹码。无论未来这个圈子在海外会创造什么样的商机和神话，子墨持续了四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采矿圈之梦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