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坊市社区的演变，宋朝的厢坊制

中国坊市社区的演变，宋朝的厢坊制

坊市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它的形成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礼记》中记载："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这可以看作时候最早的坊市制度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的坊市形成了"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格局，而秦汉时期已经将坊市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划定了固定的居民区，称之为"闾[lǘ]里"。魏晋时期的坊市已经呈现出了棋盘式的格局，而到了隋唐则迎来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顶端，尤其是唐朝的都城长安，其宏大的规模和整齐划一布局如棋盘的坊市以及根据坊市所制定的严密的各项制度，至今仍为史学家们津津乐道，

唐朝的坊市制度是古代城市规划的集大成者，较之于隋朝以及其之前的魏晋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很多细节上做到了完善。无论是坊市更为规整的布局还是齐全的配套设施以及完备的市场管理制度，较之前朝都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唐朝的坊市管理者们已经深入到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过程中，虽然在居民的商品交换行为中起到了一定过得监管作用，但是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唐朝商业的发展。坊市制度在唐朝初年便发展到了顶峰，但是在唐朝中期逐渐走向了衰落，宋朝的统治者则是直接否定了坊市制度，这一延续了千年的城市规划惯例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宋朝一开始便否定坊市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现实背景的，坊市制度作为城市规划的核心点，必须要与时代所需要的城市职能相配套。宋朝对坊市制度的否定可以看作是宋朝统治者对唐代以前将政治、军事作为城市首要职能的否定，他们更多将目光投射到经济上，宋朝是城市职能由政治为中心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节点。

虽然唐朝中后期已经有了这个趋势，但是宋朝无疑是在这个节点上给了临门一脚。宋朝在至道元年之后以"厢坊制"代替了"坊市制"，居民区与商业区之间的隔离被打破，而随着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勾栏瓦肆"和"夜市"出现并且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标志着宋朝的城市职能重心已经由政治转向了经济和文化。

"厢坊制"不仅开辟了一种新的城市管理制度，还为宋朝具有代表性的"勾栏瓦肆"以及"夜市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打破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制度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

唐朝以前的那种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控的商业秩序，在宋朝初年就得到了解放，从事手工业的个体户和促进货物流通的商人们不再戴着镣铐舞蹈，而是在一个更为自由广阔的空间里尽情地展现自我。从"坊市制度"的逐渐衰落到"勾栏瓦肆"的兴起，宋朝人不仅完成了中心城市职能转变的临门一脚，也将封建时期的商业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坊市制度的本质是小农经济思维下的"官办经济"

无论是"坊市制度"还是"厢市制度"，它们都与所处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处在相应时代背景之下的城市管理制度必然呈现出相应的面貌。由来已久的"坊市制度"的本质是小农经济体制下的必然，正是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或者换句话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使得商业仅仅局限在广义的"物物交换"上，宋朝以前的市场实际上还是以官方为主导，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间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以唐朝前中期发展到顶峰的坊市制度为例，虽然形成了密集化与专业化的商业聚落"市"，但其本质还是"重农抑商"以及统治者加强政治统治的直接产物。

独特的小农经济体制以及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得历代的统治者们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措施，而这种一以贯之的措施对于商业文明的发展是极度不利的。唐朝的"坊市制度"是西周以来坊市制度萌芽的顶峰，这种将贸易市场的设置权归政府所有的制度使得商业的流通极为缓慢。

"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唐中宗在景龙元年颁布的敕令明确规定了贸易市场仅限于城市之中，而乡镇以及下属单位是没有设置市场的权力的。值得注意的是，用到"权力"这一词是有极大的深意的，也就是说唐朝政府将市场设置的有关规定上升到了国家法律的层面。

除此之外，唐朝坊市之中还有相当多具体规定，第一点就是相当严密的各级市场管理行政体制：以长安和洛阳两大中心城市为核心点，辐射到地方都督府治所以及所管辖的各级州治所以及下属的县治所，构成了金字塔般的市场管理机构。

下属治所的"市"不仅要接受上级行政单位的监督，还要遵守极为复杂的开市闭市规定。《旧唐书》提到，中央事务机构"太府寺"直接管辖长安以及洛阳的"市署"和"平准署"，而在州县等单位则设置了"市令"这一职务来直接管理市场的日常事务，"掌市廛交易，禁斥非违之事"。

具体的市场管理细则更是完备之至，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只有在正午之傍晚之前才能在市场进行交易。可以说，唐朝的"坊市制度"从空间到时间上都极大地限制了百姓之间贸易的自由，这与唐朝政府对城市职能的定位是有关的。

"建设城市"是唐朝在"重农抑商"政治大前提下的举措，它使得唐朝城市中的贸易市场天然地带上了"官市"的色彩，这种具有强烈封闭性质的市场以及政府强有力干涉的贸易行为从头至尾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在权力干涉下扭曲的贸易行为违背了正常的经济规律，商业贸易和商品经济是无法在这种土壤中成长起来的。

打破坊市制度的客观条件是坊市跟不上经济的发展

唐朝前中期的坊市制度与同一时代背景下的政治条件是分不开的，所谓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只是农业高度发达的产物，并非是商业文明所带来的繁荣。这种先天的经济基础就决定了唐朝前中期的政治走向，也因此决定了唐朝前中期的统治者们延续前朝的观念，仅仅将城市职能划定在军事以及政治这两个考量范围之内。

隋朝以及唐朝前期的洛阳长安都兼顾着军事重地以及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武则天天授元年将并州改为太原府，这也就是与长安、洛阳两都并称的"北都太原"。

但直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种以政治和军事为导向的城市职能并未发生变化，唐高宗永徽五年发动十万余人对长安进行了修缮，而开元十八年，唐玄宗同样发动了大规模的修城运动。这两次大规模的核心点在于维持长安作为都城的核心地位，同时对于城墙以及防御工事的修缮则是出于军事上的考量。

除此之外，开元年间还数次对长安城内的坊市、街道进行了整改，尤其是禁止"临街开门"以及"禁止侵占街道"，说明在开元后期坊市制度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并没有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

开元年间是唐朝的一个重大分水岭，这一分水岭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盛世"，还在于这一时期人们商业需求的攀升以及商业文明的逐渐觉醒。"开元盛世"的局面是由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打开的，但是随着粮食的大量丰收以及人口的爆炸性膨胀，以"官市"为主导的市场贸易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

唐朝官营的工商业机构以及无法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这就导致了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具有强烈限制性的坊市根本无法容纳日益庞杂的贸易行为，因此民间贸易行为在此时逐渐增多了起来。

"官办经济"最终败给了民间市场，商人阶级开始崛起

唐朝中期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人口的急速增加使得唐朝官营的工商业机构与市场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可调和的。

除却中央对盐、铁等重要的基本生产物资的垄断之外，他们还参与到了瓷器、丝织品以及农具等生活生产必须品的生产上，更为重要的是唐中期以来的"钱荒"实际上是铜资源的匮乏造成的，而官方垄断的铸币权使得这些"官造"的原本只在宫廷以及上层人士之间流行的物资流入了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官府与商人阶级的矛盾。

国家财政进项的不足使得唐朝中期的统治者伤透了脑筋，和籴与宫市制度原本是平稳物价的一项举措，但是"宫市""官市"的先天基因就使得这种制度有不平等的要素，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这两项举措都成为了官府人员鱼肉民间的手段。

而专卖制度也即"榷卖制度"以及以《常平仓法》为代表的粮食仓廪屯积制度在唐朝中后期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目的，由原来的调节市场变成了控制市场。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朝前中期原有的户籍制度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使得以之为基础的"均田制"难以维持。

"两税法"的实施彻底改变了维持唐朝的赋税制度，也深远地影响了之后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其根本目的还是以限制地方财政的手段来达到维护中央财政稳定，而后实现对割据藩镇的控制。

但是可惜的是，唐朝在这一制度上的落实上并不到位，"两税法"在后期演变成为了一种变相的剥削。中央财政的难以维持改变了唐朝的经济制度，而这种经济制度使得商人和普通百姓的利益被严重剥削，中央主导下的"坊市制度"难以维持，最终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安史之乱使得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迁徙，唐朝初年很多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已经接近萧条，人口向偏远南方的迁徙使得唐朝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在脱离了中央管辖的诸多南方地区，手工业和商业出现了迅速的发展，唐朝前中期盛行的"坊市制度"并不能适应这种新兴的市场，城乡之间的流动以及商业贸易的自由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结束五代十国乱象的宋朝统治者吸取了唐朝的教训，尤其是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权衡上，宋朝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种更为宽松的态度。

南方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之后，在宋朝初年已经成为了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商业文明在这里生根发芽。宋朝放弃了唐朝一直推行的"重农抑商"的政治理念，采取了"农商并行"的态度，并且对商人阶级进行了有力的扶植。事实上，这是唐朝中后期新兴的手工业者与商人阶级长期抗争的结果，而宋朝则是在城市职能转变上完成了自己的临门一脚，完全否定了"坊市制度"而推行更为自由开放的"厢市制度"，"勾栏瓦肆"和"夜市"的兴起是商人阶级的胜利，也是宋朝统治者充分吸取前朝教训后的产物。

结语

从"坊市制度"的兴起再到唐朝前中期的鼎盛，小农经济基础上所衍生的"官办经济"发展到了顶峰，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商人阶级的崛起，这种制度已经很难维系下去。尤其是唐朝中期的"开元盛世"为民间的市场需求奠定了客观上的条件，而唐中期以后的"钱荒"使得新兴的商人阶级以及民间的百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犯。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又使得唐朝不得不以"两税法"维持中央财政的稳定，但可惜的是"两税法"的实施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